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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省委7月8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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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挽救中央红军，暂时搁置了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批判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如今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的电报反而给凯丰扣上一大堆“右倾”、“失败”、“主观”的帽子，要对他进行斗争。面对人多势众的四方面军干部，凯丰第一次沉默了。其实，张国焘是要中央承认自己的路线完全错了，只有张国焘才是唯一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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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眼看给张国焘让位和调整红军领导机构都没使他满意，他又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7月21日和22日又在芦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前一段的斗争做出评价。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李富春、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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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的会议是由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做汇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相继发言，报告了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政治工作情况。他们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鄂豫皖和通南巴苏区进行的英勇斗争，也谈到了退出这些苏区的原因和教训。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陈昌浩汇报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汇报之后，徐、陈二人回前线指挥战斗，未出席第二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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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进行讨论。朱德发言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发动了广大群众，扩大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都是对的”。缺点是战役计划有不对的地方，打了许多仗，但未很好地武装群众，牵制敌人。用全力注意发展红军是对的，对地方工作不够。他说：红四方面军要变成钢铁红军是有基础的，把战术素养加强，交通联络搞好，是有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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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发言批评说：四方面军不应退出通南巴苏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才退出，通南巴是打了胜仗，顺利条件下退出的。任意放弃苏区是应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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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发言比较了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他说，中央苏区由于战略战术错误退出，鄂豫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像中央苏区采取完全防御战造成的。退出鄂豫皖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对发动群众动员不够，有些忽视敌人。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哪一次反“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到通南巴，克服了疲劳，建立了根据地，这是对的。一方面军长途行军，有些表现右倾，在遵义会议后改变了军事领导，已有纠正，但是还须注意。周对四方面军的政权建设提出批评说：建立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多少少数民族，联邦没有东西联。关于宣传鼓动，周恩来认为有些超过事实。如对敌人力量的估计，说敌人是“残余”。有些口号提法有问题，如“打下松潘，直下成都坝子”。又如说十万中央红军，说得过火，使人失望。在组织工作上，周建议应科学化，有条理，有计划，这更有利上下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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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从鄂豫皖起，国焘领导下总的是没有问题的。过去与中央不很密切时，有自称中央代表在那里批评，因此有同志认为或许路线有问题。今天看，认为路线是正确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与中央苏区的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的结论是：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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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说：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放弃通南巴，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胜利后放弃苏区，是不对的。关于民族问题，张说：凯丰上次草案（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文章后附的民族政策草案），我是不大同意的。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同意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程序上是错误的，我们应着重自决方面，联邦是要自由结合的，为什么要采取联邦？不能承认川陕省委所说联邦在组织上、理论上正确，这样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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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闻天强调了根据地问题。他说：通南巴地区有相当多的群众，地方相当大，但现在放弃了。并不是被敌迫出，而是胜利局面下放弃。如果说中央有电报要放弃，可以不放弃，我们不会因电报放弃苏区。原因是没有深入工作，加强党和地方武装，深入的土地革命，全靠红军支持。通南巴的教训，使我们对建立新的根据地，要有决心派好的干部去建立政权，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对革命发展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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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前，张国焘作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两天的会议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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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中央领导人发言的调子并不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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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的批判是否有道理？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里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需要回顾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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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南江、巴中地处大巴山、米仓山南麓，山川纵横，险峰林立，只有崎岖的小路蜿蜒穿行于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人口稀少，封闭落后，属于穷乡僻壤，与四川盆地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这里与井冈山、大别山有相似之处：地处偏远，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适合红军的休养生息；经济落后，人民贫苦，适宜发动群众革命，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这里落脚生根，与上述条件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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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达通江后，徐向前把总部建在县城里。他描述当地的情况说：“通江县城不大，约千余户人家。三面临山，一面傍水，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主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杂、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白木耳甚多，一块光洋能买一大堆。部队不知道那是高级营养品，买回来成锅煮，当稀饭吃。而盐巴、布匹、医药，则极为短缺。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宽敞的孔庙和一座坚固的天主教堂了。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临时设在这两座建筑里。”他看到这里的老百姓“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而且这里鸦片肆虐，男人多是大烟鬼，骨瘦如柴，不成人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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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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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初到通南巴，干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不但男青年争先恐后，女青年也积极参加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当地男人烟鬼太多，招到部队来要先集中戒掉大烟瘾，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当地的妇女倒是身强力壮，吃苦耐劳，无论田头家里，都是主力军。于是红军招了不少女青年，组成妇女团。战地勤务、后方工作杂务由她们主要承担，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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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南巴站住了脚，红军首先打退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围攻。尔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外出击，扩大川陕根据地。先后打败杨森、刘存厚的川军部队，把根据地由三个县发展到八个县，活动范围扩大到二十二个县，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红旗漫卷大巴山。红军的胜利使得四川军阀胆战心惊，他们终于联起手来，为了自身的地盘和利益，与红军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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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四川军阀首领刘湘纠集各路军阀势力，组织一百二十个团，二十多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这场较量长达十个月，是红四方面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役。1934年7月，川军八十个团分路进攻川北重镇万源，企图切断川陕交通线，把红军挤出川北。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红四方面军的4军、9军在许世友、陈海松的指挥下，开始了惊心动魄的万源保卫战。徐向前到前线视察时看到：“部队真是杀红了眼，每天要对付敌人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打到天黑，大刀砍卷了，刺刀捅弯了，阵前敌人尸首一堆一堆的，臭不可闻。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场血战，不拼命不行啊！”徐向前激动地称赞红军战士说：“部队真顽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要战胜优势敌人的进攻，还要经受其他困难的考验：白天，烈日、硝烟、战火，把阵地烤得像蒸笼似的。夜晚是蚊虫、小咬的天下，成群成群地围着堑壕、工事飞舞，咬得人们满脸满身的疙瘩，痛痒难忍。暴雨天，泥水灌满堑壕，指战员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坚守阵地。烂脚病像瘟疫一样地蔓延，许多人的腿脚溃烂红肿，行动艰难，又缺乏药物治疗，照样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密密层层地堆在阵地前沿，来不及处理，两三天就发腐发臭，熏得人恶心呕吐。粮食供应不上，指战员靠挖洋芋野菜充饥。所有这一切，都吓不倒我们的钢铁战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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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许世友上将回忆起万源保卫战，还是感慨不已。他说：“保卫万源这个战争打得是很大的，打得很恶劣，打的时间很久，整整四个半月。这一带老百姓是很可怜的，死的太多了。三十里路以内的老百姓都得瘟疫死掉了。我以后去看了，都躺在床上死掉了。大人小孩都完了。死尸味比什么都臭，老百姓中了毒，得了瘟疫。时间久，残酷，死人多。我们也伤亡不小，我们师伤亡也是七八千。每次攻击，敌人丢尸七八千。我们的伤亡一般是二比一；死一个，伤两个，那是轻的，有时伤亡还要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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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等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终于被红军粉碎了。但是此后不久，红四方面军却退出了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走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徐向前说：“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争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冢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质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加上春荒的到来，红四方面军这样一支大军想再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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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斗争，而且要有雄厚的人力、财力做后盾。没有人就无法补充部队，没有饭吃就无法打仗，这是基本常识。通南巴地区的深山老林，在军事上适合红军据险而守。一旦受到经济封锁，它就显现出脆弱的一面。然而，通南巴苏区的放弃，敌人的“围剿”是外因。张国焘的“左”的政策，则是根据地垮台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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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通南巴苏区仍然继续他那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大搞肃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滥杀无辜。他重新清算小河口会议的老账，软禁曾中生，杀害红4军军长旷继勋和师、团级干部余笃三、舒玉章等同志。又掀起一场肃反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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