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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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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服的独立1师当时随保卫局行动。8月的一天，他正带领部队由马尔康向阿坝行进，路上遇见了保卫局长曾传六。他对袁说：“曾中生跑了，开了小差。”袁克服觉得好奇怪，他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时一条腿受伤残废了，当西北军委参谋长时脚还一跛一拐的，怎么会跑了呢？他又遇见保卫局的丁武选，打听曾中生的事，丁武选支吾着说：“大概是有人帮他跑的吧。”到了阿坝，袁见到了周纯全，周严厉呵斥他说：“你还是那个老毛病，你要小心！”袁克服知道是自己多嘴，不该问的事不能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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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中生究竟是怎么死的，很多人都不清楚。听张国焘说曾中生想逃跑，半路掉到河里淹死了。保卫局派人到处找，也没见尸首。徐以新就不相信，他回忆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生同志说，‘这一下我可死不了了。’这话传到张国焘耳朵里，把张吓了一跳。因为中生对张国焘从头到尾的情况都知道，他向中央一告状，张国焘就被动了。那时张国焘正准备分裂党、分裂红军，所以张国焘听到曾中生讲了那句话，就把他搞掉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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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新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曾中生是张国焘最头痛的对手，张国焘不会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党史界几乎一致认为曾中生是被张国焘暗害的。有一篇文章很肯定地写道：“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中生得知后，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释放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写信。中央知道曾中生被非法监禁后，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揭露真相，扣压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不许他与中央领导见面。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将曾中生用绳索活活勒死，杀人灭口。他们却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手段毒辣、卑鄙之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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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中生之死留下了一些至今无法解开的疑团，张国焘是杀了不少人，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的行动受到了中央的监督，不能像以往那样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曾中生死在哪里，尸首始终未找到。张国焘对此事讳莫如深，甚至没有向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所以中央一直认为曾中生还活着。1936年2月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务必保全曾中生、廖承志二人的生命安全。廖承志还在，对于曾中生，张国焘是无法交代了。1937年3月延安政治局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张国焘语气强烈地否认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7]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也都否认与曾中生之死有关。目击曾中生之死的证人，一直没有找到。可惜这样一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打击迫害，曾中生又何以会落到囚犯的地步呢？从这一点说，张国焘就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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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左路军相反，右路军正在积极准备北进。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与中央合作得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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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央8月15日致电张国焘要他“专力北向”，张国焘仍率左路军向阿坝进发。8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汇报他们已经开始北上：“四方面军走右路，一方面军走左路，平行进，兵力颇集结。拟主力走洮、岷一带。”劝告张国焘“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8月19日，张国焘给徐、陈回了两封电报，说：“右路与左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又说：“阿坝仍须取得，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8]总之，不管谁劝，张国焘就认准了阿坝，哪里也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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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主力经阿坝向青海，还是北上经班佑入甘南向东发展？中央再次面临抉择。于是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朱德、张国焘在左路军，周恩来因患重病，没有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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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根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方针，到达夏洮地域后，我们的行动有两个方向：一个向陕西，一个向西（即新疆、青海、宁夏）。我的意见，红军主力应该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理由是，如果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东岸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制在黄河以西的地区。这地区虽大，但除去草地、沙漠就很小，人口也很少，我们将会很困难。我们要打破敌人封锁，一定要占领洮河上游及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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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分析了为什么不能向西去的理由：从经济条件说，西北气候寒冷，给养困难；从民族条件说，西北汉族很少，大部分是回民。如果我们现在到那里去，会把回民迫反。我们在那里无法扩大红军，所以，我们只有向东去。他强调说：目前夏洮战役的作战，极大关系到将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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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根据地在哪个地区比较巩固？我觉得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青海回民也不大可能来打我们。同时这里有西边的退路，应该派一个支队向西去，向河西走廊那边去，而且可以向新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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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接着谈了三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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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创造后方根据地，避免没有后方地到处乱走。我们在通南巴的经验，没有根据地，群众不敢加入红军。有了根据地，群众便大批参军。因此，我们要有创造根据地的决心，然后才能扩大红军，创造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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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应该去占领岷州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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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与左路军的配合问题。我们现在要集中最大力量前进，因此，假如左路军不能与我们很好配合，我们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所以，左路军一定要向我们靠拢，要他来援我，我们不能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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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最后说：我的意见，右路军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四方面军两个军，一方面军两个军一定不能分散。要集结行动，集中兵力于决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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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凯丰、林彪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徐向前也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他补充说：我们应坚决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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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大家意见的一致感到很高兴，在最后作结论时强调了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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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上洮河流域，然后坚决向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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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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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决议对两河口会议决议作了若干调整。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决定》强调：“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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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又说：“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理由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困难。”鉴于上述理由，“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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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儿盖会议看起来是一次研究红军行动的工作会议，但是如果仔细地探讨一下会议的决定，我们可以从中体会毛泽东的策略和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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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只谈如何走的问题，完全改变了沙窝会议上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以往的历史和路线问题上互相指责、纠缠不休的局面。毛泽东懂得：与张国焘的争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争论的结果一来加剧了红军内部的矛盾，二来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这么多红军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耗费了两个月时间，粮食眼看告罄，北上的通路也即将被国民党军队堵死，再耽搁下去无异自取灭亡。所以，毛泽东再次运用遵义会议的策略，政治问题和历史老账先搁置一边，集中精力解决走的问题，只有北上才会有出路。这个办法果然有效，陈昌浩很痛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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