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旄头（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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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缨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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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缚住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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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六盘山后，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悲剧。一夜之间红军竟然死了300多人。当时保卫局以为是反革命谋害，抓了一些可疑的人，也没审出结果。半个世纪后才揭开谜底。原来红军下山后饥渴难忍，见到清澈的泉水就喝起来。没想到这里的泉水含有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喝过量的人便毫无知觉地死去，这是一个惨痛的损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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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泽东正沉浸在会师前的喜悦中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蒙受一场“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灾难，红色根据地笼罩在肃反的恐怖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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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1935年秋季陕北发生的这场悲剧，需要从头回顾一下陕北党和红军的历史。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5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被派往陕西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战争。他奔走于陕甘边界地区，争取军阀和土匪武装，扎根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在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和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等同志一起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1932年，陕甘红军游击队组建为红26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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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北方会议），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出席会议的代表杜衡被派到陕北，当了26军政委。他指责刘志丹、高岗改造土匪武装、在白军进行地下工作是“勾结军阀”，在军事上瞎指挥。时而命令26军北上“打通国际路线”，时而命令南下占领渭华地区。红26军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很快失败，只有刘志丹等少数人突围。杜衡被俘，当了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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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红26军遭到失败后，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有人主张“革命不成，回家务农”；有的主张分开行动，各干各的。面对这种情况，刘志丹表现坚定，重新收拾局面，组织游击队，在陕北横山地区的七八个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半年后，红旗又在陕北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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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又派郭洪涛来到陕北，担任陕北党和红军的负责人。他继续执行“左倾”路线，指责陕北党组织是“富农路线”，诬蔑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还要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他这些不切实际的“左倾”行为，陕北的同志们表示强烈地反对和抗争。1935年5月，西北工委在安定县玉家湾开会，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马明方等共同批评郭洪涛的“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在事实面前，郭洪涛哑口无言。这次会议决定刘志丹任前敌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此后，陕北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红军主力发展到5千余人，游击队4千人，占领了保安等六个县城，苏区扩大到30个县，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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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北方局又派朱理治来到陕北苏区。他也执行王明路线，盲目夸大革命形势的高涨，要求陕北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陕北同志已经有了教训，再不盲从“左倾”路线了。刘志丹当面说朱理治的“宏伟目标”是“做梦”，使朱对他怀恨在心。除了不得志的郭洪涛，没人支持这位朱代表。因此，朱理治、郭洪涛与刘志丹、高岗等陕北党和红军领导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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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长征后，25军受到敌人重兵围剿，在鄂豫陕难以继续坚持下去。1934年11月，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中央代表程子华带领下开始长征。他们转战千里，进入陕西终南山区。1935年7月，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历尽艰险，从西安出来找到了25军，带来了遵义会议的文件和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在行军途中他们看到《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松潘。大家高兴万分，决定向甘肃进军，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吴焕先给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汇报25军长征的情况，派人送往川西北（遗憾的是联络员没有找到中央）。25军翻山越岭，进至甘肃天水附近。吴焕先政委对徐海东军长说：“快见到毛主席了，咱们还不认识他呢。”因为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络，敌人四面围攻。25军领导人决定转向陕北，去会合刘志丹。不幸，在六盘山下的一次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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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双方领导人开了联席会议，决定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聂洪钧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25、26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合并后的十五军团有7000多人，陕北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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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军团成立后，于10月1日在甘泉县的劳山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徐海东和刘志丹得到确切消息：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徐海东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徐海东、刘志丹给后方的程子华写信，建议十五军团到关中去迎接中央红军。程子华表示：“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后方领导都同意程政委意见，并通知了前方指挥员。十五军团暂时没有动，等待中央更确切的消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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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刘志丹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在策划“肃反”。朱理治、郭洪涛在向25军的同志介绍情况时，给刘志丹等陕北干部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声称26军里有暗藏的敌人，要进行肃反。25军的领导人轻信了这些话，便开始怀疑陕北同志。在25军保卫局长戴季英和聂洪钧的支持下，朱理治以陕甘晋省委名义发布赤色戒严令，开始进行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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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在前方的刘志丹都不知道。保卫局抓人后，用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招供出所谓的“同党”。短短几天内范围就越搞越大，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根据这些诬告，朱理治、戴季英逮捕了张秀山，逼他承认“反革命罪行”。张秀山不承认，就吊起来打。郭洪涛眼看张秀山被迫承认刘志丹是反革命前委书记，放下来又不承认，再吊起来又被迫供认。[10]张秀山被打昏几次后，大哭道：“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26军创建不容易。你们可怜可怜26军，这里的干部全是好的额，你们不要把26军的干部都冤死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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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10月6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自信忠诚革命，心里没鬼，有什么好怕？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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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与刘志丹等人关押在瓦窑堡城内一家旧当铺里。每天挨个被拉出去提审。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被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20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200余人！刘志丹的妻子女儿得不到刘志丹的消息，四处寻找，都被保卫局的人拒之门外。她们看到有人在瓦窑堡城门外挖了一个可容几十人的大坑，听人们说，有一批犯人将在这里被活埋。她们伤心地认为，刘志丹恐怕是在劫难逃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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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进入陕西境内，正在努力地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没有通讯联络，人生地不熟，陕北这么大，到处是黄土坡，刘志丹的红军在哪里呢？毛泽东心里很焦急，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越来越难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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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难熬的。红军在经过荒凉可怕的雪山草地后，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个村镇，都有人不辞而别。说他们当叛徒，投国民党那不是事实，有人转道回老家，有人被当地农民收留，还有的被“土豪婆”（其实只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招了女婿。《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红军没打什么大仗，减员却有一半之多，即使这个统计未必精确，逃亡现象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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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左”的行为造成部队人心浮动。王平上将回忆：“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一些过激情绪，特别是在哈达铺整编以后，原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二纵队（原红三军团）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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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烧水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本属正常现象。但是，红一军团来的干部和政治保卫机关却认为这是情绪不振，甚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这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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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形成一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传统。外单位调来的人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同志也看不惯，有时在下边议论，讲几句怪话。这样就被一些领导抓住不放，成了要整顿纪律、审查干部的一个理由。这些本来通过教育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却看成是丧失革命信心的表现，说什么原来红三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后来，彭德怀同志听到这些话，非常气愤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可是，中革军委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还是决定在第二纵队整顿纪律，并派罗迈（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来了解情况以后，在一起行军时他对我说：‘反映的情况不大对头。’他给原红三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三军团的干部年轻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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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保卫局把跟不上队或讲几句怪话，说成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除了强调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以至处死的办法来处理。这就使第二纵队的干部们一度引起恐慌情绪。到吴起镇时，通讯科长谢嵩见到我，他情绪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他给我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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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和黄克诚回忆，当时被保卫局处决的有原红四师管理科长邱湘，曾在我团当过参谋长的康胜扬，原红十团卫生队政委曹企贤等。还有一些记不起名字了。曹企贤就是因为卫生队丢了几个病号而被处决的。黄克诚那时是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处决人他拒绝签发布告。但这都是上头保卫局决定的，尽管他不签发，别人还是以他的名义发了布告。1959年庐山会议，又把军事裁判所公布的处决命令，全都算在黄克诚账上，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非常不公正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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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更急于找到刘志丹。但是刘志丹在哪里？10月19日，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了吴起镇，在沿途的矮墙上，他们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这些迹象告诉他们：盼望已久的陕北根据地就要到了。两天后，总政治部的人与当地游击队接上了头，好消息立刻传遍全军。士气为之大振。红军越往前走，来欢迎的老乡越多。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此地革命已两年，对待红军的热情的确超过中央苏区的某些地方，且政治水平很高，和他们谈起话来总是一口的革命词句，可见这些苏区是不落后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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