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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52 193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又派郭洪涛来到陕北,担任陕北党和红军的负责人。他继续执行“左倾”路线,指责陕北党组织是“富农路线”,诬蔑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还要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他这些不切实际的“左倾”行为,陕北的同志们表示强烈地反对和抗争。1935年5月,西北工委在安定县玉家湾开会,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马明方等共同批评郭洪涛的“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在事实面前,郭洪涛哑口无言。这次会议决定刘志丹任前敌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此后,陕北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红军主力发展到5千余人,游击队4千人,占领了保安等六个县城,苏区扩大到30个县,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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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54 1935年7月,北方局又派朱理治来到陕北苏区。他也执行王明路线,盲目夸大革命形势的高涨,要求陕北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陕北同志已经有了教训,再不盲从“左倾”路线了。刘志丹当面说朱理治的“宏伟目标”是“做梦”,使朱对他怀恨在心。除了不得志的郭洪涛,没人支持这位朱代表。因此,朱理治、郭洪涛与刘志丹、高岗等陕北党和红军领导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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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56 不久,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长征后,25军受到敌人重兵围剿,在鄂豫陕难以继续坚持下去。1934年11月,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中央代表程子华带领下开始长征。他们转战千里,进入陕西终南山区。1935年7月,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历尽艰险,从西安出来找到了25军,带来了遵义会议的文件和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在行军途中他们看到《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松潘。大家高兴万分,决定向甘肃进军,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吴焕先给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汇报25军长征的情况,派人送往川西北(遗憾的是联络员没有找到中央)。25军翻山越岭,进至甘肃天水附近。吴焕先政委对徐海东军长说:“快见到毛主席了,咱们还不认识他呢。”因为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络,敌人四面围攻。25军领导人决定转向陕北,去会合刘志丹。不幸,在六盘山下的一次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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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58 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双方领导人开了联席会议,决定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聂洪钧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25、26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合并后的十五军团有7000多人,陕北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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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60 十五军团成立后,于10月1日在甘泉县的劳山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徐海东和刘志丹得到确切消息: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徐海东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徐海东、刘志丹给后方的程子华写信,建议十五军团到关中去迎接中央红军。程子华表示:“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后方领导都同意程政委意见,并通知了前方指挥员。十五军团暂时没有动,等待中央更确切的消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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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62 徐海东、刘志丹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在策划“肃反”。朱理治、郭洪涛在向25军的同志介绍情况时,给刘志丹等陕北干部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声称26军里有暗藏的敌人,要进行肃反。25军的领导人轻信了这些话,便开始怀疑陕北同志。在25军保卫局长戴季英和聂洪钧的支持下,朱理治以陕甘晋省委名义发布赤色戒严令,开始进行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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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64 这些情况,在前方的刘志丹都不知道。保卫局抓人后,用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招供出所谓的“同党”。短短几天内范围就越搞越大,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根据这些诬告,朱理治、戴季英逮捕了张秀山,逼他承认“反革命罪行”。张秀山不承认,就吊起来打。郭洪涛眼看张秀山被迫承认刘志丹是反革命前委书记,放下来又不承认,再吊起来又被迫供认。[10]张秀山被打昏几次后,大哭道:“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26军创建不容易。你们可怜可怜26军,这里的干部全是好的额,你们不要把26军的干部都冤死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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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66 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10月6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自信忠诚革命,心里没鬼,有什么好怕?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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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68 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与刘志丹等人关押在瓦窑堡城内一家旧当铺里。每天挨个被拉出去提审。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被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20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200余人!刘志丹的妻子女儿得不到刘志丹的消息,四处寻找,都被保卫局的人拒之门外。她们看到有人在瓦窑堡城门外挖了一个可容几十人的大坑,听人们说,有一批犯人将在这里被活埋。她们伤心地认为,刘志丹恐怕是在劫难逃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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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70 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进入陕西境内,正在努力地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没有通讯联络,人生地不熟,陕北这么大,到处是黄土坡,刘志丹的红军在哪里呢?毛泽东心里很焦急,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越来越难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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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72 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难熬的。红军在经过荒凉可怕的雪山草地后,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个村镇,都有人不辞而别。说他们当叛徒,投国民党那不是事实,有人转道回老家,有人被当地农民收留,还有的被“土豪婆”(其实只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招了女婿。《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红军没打什么大仗,减员却有一半之多,即使这个统计未必精确,逃亡现象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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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74 还有一些“左”的行为造成部队人心浮动。王平上将回忆:“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一些过激情绪,特别是在哈达铺整编以后,原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二纵队(原红三军团)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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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76 “红三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烧水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本属正常现象。但是,红一军团来的干部和政治保卫机关却认为这是情绪不振,甚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这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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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78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形成一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传统。外单位调来的人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同志也看不惯,有时在下边议论,讲几句怪话。这样就被一些领导抓住不放,成了要整顿纪律、审查干部的一个理由。这些本来通过教育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却看成是丧失革命信心的表现,说什么原来红三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后来,彭德怀同志听到这些话,非常气愤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可是,中革军委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还是决定在第二纵队整顿纪律,并派罗迈(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来了解情况以后,在一起行军时他对我说:‘反映的情况不大对头。’他给原红三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三军团的干部年轻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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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80 “那时保卫局把跟不上队或讲几句怪话,说成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除了强调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以至处死的办法来处理。这就使第二纵队的干部们一度引起恐慌情绪。到吴起镇时,通讯科长谢嵩见到我,他情绪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他给我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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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82 “据我和黄克诚回忆,当时被保卫局处决的有原红四师管理科长邱湘,曾在我团当过参谋长的康胜扬,原红十团卫生队政委曹企贤等。还有一些记不起名字了。曹企贤就是因为卫生队丢了几个病号而被处决的。黄克诚那时是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处决人他拒绝签发布告。但这都是上头保卫局决定的,尽管他不签发,别人还是以他的名义发了布告。1959年庐山会议,又把军事裁判所公布的处决命令,全都算在黄克诚账上,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非常不公正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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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84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更急于找到刘志丹。但是刘志丹在哪里?10月19日,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了吴起镇,在沿途的矮墙上,他们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这些迹象告诉他们:盼望已久的陕北根据地就要到了。两天后,总政治部的人与当地游击队接上了头,好消息立刻传遍全军。士气为之大振。红军越往前走,来欢迎的老乡越多。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此地革命已两年,对待红军的热情的确超过中央苏区的某些地方,且政治水平很高,和他们谈起话来总是一口的革命词句,可见这些苏区是不落后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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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86 毛泽东到吴起镇的第二天,宁夏马鸿逵部的骑兵也尾随而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集中三军团的部队,一阵猛攻,击溃了马家骑兵,俘获人马各二百多。毛泽东大喜,当即挥笔赋诗:“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以示嘉奖。彭德怀不敢当,将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把诗稿还给了毛泽东。这一仗不算大,但说明红军并没有垮,还有顽强的战斗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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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91 吴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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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93 10月25日,十五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在甘泉县南榆林桥与东北军107师作战,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东北军四个营,俘虏了团长高福源。徐海东对他以礼相待,放他回去。从东北军那里获悉确切消息: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徐海东立即写了一封信,叫通信员傅继忠带四个战士去找党中央。傅继忠骑马跑了一天,黄昏时到达吴起镇。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说明来意。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出来,傅继忠恭敬递上信函,毛泽东当场写了回信,要他交给徐海东和程子华,信中约定了见面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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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95 11月2日是徐海东终生难忘的日子。早上,他正在张村驿指挥战斗,突然从后方军团部跑来7匹快马。程子华政委通知他:今天下午毛主席要到十五军团来!徐海东立刻下令暂停进攻,翻身上马往回奔。130里路,还有两座山,他三个小时就赶到了甘泉县道佐铺的军团司令部。刚洗去脸上的汗水,毛泽东就来到了。陪同毛泽东一起来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徐海东以前没见过毛泽东,程子华介绍后,毛泽东伸出手来,亲切地问候他:“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徐海东激动地握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盼了好久,终于见到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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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97 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的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毛泽东主动前往十五军团司令部,表示了对陕北同志们的感谢。他们给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落脚点,红军经过休养生息,便可以东山再起,大展宏图。徐海东远道跑来迎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海东是张国焘的部下,与毛泽东没有渊源关系,却主动来迎接中央,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几天后,毛泽东写了一个借条,派供给部长杨至诚送到徐海东处,找徐借2000元钱。徐海东手里仅有7000元经费,考虑到中央长征之后的穷困,他决定送5000元给中央。毛泽东非常感动,这是雪里送炭啊!徐海东在与中央会师后表现的高风亮节,让毛泽东铭记终生,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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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499 抗战后期,徐海东身患重病,被迫离开了战斗岗位。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养病。1955年解放军授衔,毛泽东特别关照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粟裕总参谋长。由于长年患病,徐海东渐渐被人遗忘,“文化大革命”中在医院终日靠氧气维持生命。1969年3月31日夜晚,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毛泽东突然发出指示,要让徐海东同志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九大”开幕式。还说:“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周恩来深夜召集大会主席团成员开会,传达主席指示。红卫兵造反派目瞪口呆,他们根本不知道徐海东是谁。当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到医院传达毛主席的决定,问徐能否出席开幕式时,徐海东激动地说:“就是死在那里,我也要去!”4月1日下午,当毛泽东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全体工农兵代表狂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时,大家看到一位身着军装的老人,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被推上主席台。毛泽东见到徐海东,转过身来向他致意。徐海东感动得热泪直流,又回想起会师陕北的一刻。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徐海东能受到这样的殊荣,虽死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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