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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听取陕北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中，获悉了“肃反”的情况。他们认为目前中央红军最迫切的要求是在陕北根据地站住脚，陕北苏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肃反”将引起根据地的混乱，甚至要断送陕北红军和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下令立即停止肃反，不许再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火速赶往瓦窑堡解救刘志丹、高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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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贾拓夫赶到了瓦窑堡，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命令戴季英放人。很快，董必武也到了。被冤屈的同志含着眼泪向中央代表控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杀害、拷打革命同志的罪恶。刘志丹在被关押一个月后，终于重见天日。董必武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推翻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罪名。11月底，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要求省委立刻改组保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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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到陕北的第一步干得十分漂亮。毛泽东、张闻天以敏锐的判断和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了陕北苏区的一场危机，大得人心。中央迅速纠正了陕北部分领导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又没有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过多纠缠，从稳定陕北苏区的目标出发，首先解放受冤屈的同志，其次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不扩大打击面。党中央的到来振奋了陕北革命者的士气。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工作。陕北根据地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坦途。后来习仲勋感慨地说：“在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并及时制止了‘左倾’分子制造的肃反，因此，才保住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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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处理了陕北苏区的“肃反”，解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合并，共有12000余人。这时，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正对陕北苏区发起围剿。11月20日，东北军先头部队109师前出到直罗镇，埋伏在那里的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南北夹击，将109师包围全歼。用毛泽东的话说，直罗镇一战，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东北军本来就不愿意打内战，吃了亏以后，改为广筑碉堡，封锁围困苏区，轻易不再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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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比江西苏区还要差得远。德国人李德回忆说：“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穷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受到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有五十万人口。”据他说：“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和一点酸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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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贫困的地方，一下来了这么多红军，不仅吃饭用水都成问题，当地农民也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衣衫破烂，骨瘦如柴，急需钱和物补充休养，但是在陕北这些都办不到。国民党军官认为，红军在陕北根本无法生存，不饿死也得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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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红军的经济状况确实是很窘迫，中央红军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来到陕北，刘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中央。从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出红军缺钱到了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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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费：方面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各20元。师部10元，团部5元，营部2元，连部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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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费（主要供部队冬天烤火及杂费）：方面军所属每月300元。师每月200元，团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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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待费（医务、通讯、机务工作人员及军事专家，按其工作能力划分等级）：一等技术人员每月12元，二等技术人员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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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养费：重伤员每月4元，轻伤员每月2元，重伤员须入院治疗者，发休养费1元。伤病员住院期间每天发伙食费5分。死亡者一次发抚恤金20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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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问题真是叫人头疼。12月23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周恩来发了一封火急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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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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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取的俘虏兵要求发两块钱，同迁回官兵一样。一军团近日逃跑俘虏兵约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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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军战士每月须规定最低限度的零用钱，俘虏兵且另加优待。这对巩固扩大红军瓦解白军均有重大意义。无论如何困难，每月每人须发一块钱零用，俘虏兵二块钱。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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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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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要求了半天，中央只答应给俘虏兵每人发1元。红军的零花钱则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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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也打电报告急，因为没有棉衣，没钱买柴火，战士都冻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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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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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团尚缺棉衣在二千以上，故部队中因寒致病送院者前后达千人。现从多方设法弄得材料自制，但尚无绝对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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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聂12月27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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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意识到红军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要生存首先要解决物质需求，要有钱、有衣食。在江西，红军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土豪筹款。只要有城镇、有地主商人，就不愁搞不到钱。现在到哪里去找出路呢？向北、向西都和陕北一样穷，南边有国民党重兵封锁，看来只有向东，过黄河到山西去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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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毛泽东与政治局委员、红军指挥员开会商议。会上争论得很厉害。程子华回忆：“一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发展，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一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靠拢，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不宜向西和向北发展，而应该东渡黄河，打到山西去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再进一步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从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这样从政治上来说，当时正是‘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后，我们东征山西，可以推动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军事上来说，红军主力东征，不仅可以避免同东北军和西北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冲突，有助于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可以使阎锡山把晋军撤回山西，保护他的老巢，不战而解陕北苏区东边绥德一带的威胁。再从经济方面看，山西比较富足，便于我军筹款、扩军和补充物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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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抗日的总方针，决定“猛烈地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人”。红军的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具体规定了五十条。其中有开辟山西五县以上的新根据地；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扩大蒙古游击队等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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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李德看了决议，认为这是拿着红军的微弱的力量去冒险。他认为苏联目前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意向，如果红军真的打到绥远和中蒙边界去，就会刺激日军，很可能要迫使苏联卷入对日战争。1936年1月27日，李德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有相当的冒险性的”，要中央避免“做日苏战争的挑拨者”，“过早挑起苏日战争”。因此，李德反对进军山西和绥远，要红军死守陕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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