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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39 陈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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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41 厄运很快降临了。陈伯钧受不了9军的人天天骂中央红军,提出调动请求,连续两天找张国焘,张都推托不见。9月13日晚上,陈伯钧再去总部,一些四方面军领导人已经在等他了。很快形成了一场斗争会。他们接连向陈伯钧发问,如对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态度,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是不是逃跑,提拔工农干部等问题,要陈伯钧回答,完全把陈伯钧放在斗争的位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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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43 9月14日是陈伯钧终生难忘的“受辱之日”。中午,上级通知陈伯钧,调他回总部另行安排。陈伯钧交代了工作正要离开,忽然来了一群传令兵,说奉命来要回9军的东西。陈将9军配给他的两匹马交回,他们还不罢休,说不许陈带走一点东西,只许只身一人走。一阵乱抢,把陈伯钧从五军团带来的马,连同望远镜等通通拿走。陈伯钧气得浑身发抖,“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陈伯钧到总部,向张国焘强烈地反映这些问题。张国焘假意要黄超去追回东西。过了好几天,才给他一匹没鞍的瘦骡子,望远镜就算没影了。陈伯钧被免了职,到红军大学当教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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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45 与陈伯钧遭到同样命运的是30军参谋长彭绍辉。这位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被打残了右臂的将领,是从原一方面军六军团调到四方面军30军的。得到南下的命令后,他怎么也想不通,在卓木碉写了一封信给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想到这封信被人送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刚进门,立刻被人围住。一个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上去就给彭绍辉一个大耳光,厉声问他:“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枪顶在彭绍辉胸口上,进行恐吓。朱德坐在旁边气愤地站起来,上前把枪夺下来,对众人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示意他赶紧离开。张国焘见朱德干预,便不好再整下去,彭绍辉才幸免于难。后来彭绍辉上将每逢回忆起这件事,都要感激朱老总的救命之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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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50 卓木碉,今马尔康脚木足乡白莎官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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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52 像陈伯钧、彭绍辉这样的高级干部都受到如此打击,其余的中下层干部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张国焘认为中央自己跑了,分裂的责任在中央。他想了想,这似乎是件好事。中央只带走了一、三军团,不过万把人。红军的大多数人马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现在没人能管他了,他就是红军的最高领袖。所以,他一边向四方面军的老部下灌输对中央的仇恨,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另一方面对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歧视打击,有不从命者,就用肃反手段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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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54 那几天,朱德和刘伯承忧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冲突发生。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为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张国焘安上一个“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罪名而逮捕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罪名呢?原来,胡底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30年代初,周恩来主持上海中央时,为了建立党的情报系统,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号称“特科三杰”。李在上海,钱在南京,胡底在天津。有了这三条内线,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被共产党了解得一清二楚。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电报被钱壮飞截获。他迅速赶往上海通知了周恩来,当顾顺章带着国民党特务到上海捕人时,一个个地点都人去楼空。在那次突发事件中,地下工作者为保护中央立了大功。由于顾的叛变,李、钱、胡三人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转入中央苏区。长征初期,钱壮飞在行军途中遭飞机轰炸掉队,在息烽被地方民团杀害。李克农随中央北上,胡底随总部行动,如今这位功臣居然被张国焘打成了“特务”和“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尽管刘伯承一再交涉,说胡底没有问题,张国焘就是不理。就这样,一个曾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国民党捕获,却被张国焘的亲信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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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59 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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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61 那几天,阿坝充满了紧张气氛,一点小事就可能引起一场乱子,甚至要人的命。9月11日,四方面军侦察科的几个兵在房子下面烧火,卫生部长贺诚在楼上被烟熏的受不了,跑出来训人。这些兵就说贺诚捆了他们的指导员,报告了张国焘。夜里来了一群人,要贺诚出来。贺诚怕遭不幸,关着门不出去,他们就在外面鸣枪恐吓。第二天,张国焘召开大会,名为“解决贺诚捆人问题”,实为向朱德、刘伯承施加压力。朱、刘、贺三人走进会场时,张国焘预先布置的警卫就端起枪,把枪栓拉来拉去。斗争会一开始,黄超就喊打。会场秩序大乱,不像开会,倒像打群架。也许因为贺诚是医生,张国焘还要用他,才免遭监禁和进一步的迫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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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63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历史上简称“阿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33军的党员干部近千人,红五军团的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32军(原红九军团)因驻地较远,没人参加。会场上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的标语。由于事先层层作了动员,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反中央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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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65 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张国焘讲完后,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拥护张总政委讲话,痛骂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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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67 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团的人,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这个严重关头,内部出现了分化。军团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等坚决拥护中央,没有出席会议。也有一些干部认为中央不该把五军团扔下,心里不满,也有人对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有意见,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张国焘一边。他们在发言中把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左倾”错误夸张扩大,甚至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红军内部的倒戈给阿坝会议火上浇油,更激起了四方面军中对中央的反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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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69 五军团部分干部的转向,使朱德、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的矛头集中在他们身上。许多人在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乱喊,有的说:“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有的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气势汹汹地问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红军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当众表态反对中央。朱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面色严峻。张国焘对他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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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71 面对这些叫喊和辱骂,朱德十分冷静沉着。他知道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张国焘给挑动起来的。红军内部出现这样的分裂,令他十分痛心。但他不能责怪这些不明真相的部下,要耐心说服,等待他们觉悟。朱德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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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73 朱德说到这里,转身问坐在一边的张国焘: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电告你和四方面军,你是清楚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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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75 张国焘不回答朱德的问题,仍然要朱德表态说“毛、周向北是逃跑”。朱德严肃地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我绝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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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80 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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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82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上就爆发出一片叫骂声。有人冲到朱德面前,骂朱德是“老右倾”“老乌龟”。(1937年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克清提及此事,还是满腔怒火。)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高声说道:“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下又引来一片叫骂:“好!你把党的会议说成是审案子!”斗争矛头又转向刘伯承。刘伯承看他们不讲理,干脆不说话。有人又对朱德高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吧!”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你们既然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这些人赶不走朱德,又跳着骂:“你又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人喊:“不让他当总司令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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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72684 张国焘眼看部下闹的差不多了,才出来缓和气氛。他没忘掉自己的身份,只要把底下的人鼓动起来,用不着他在前台骂人。他对今天的会议相当满意,更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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