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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和刘伯承从会场出来，心情十分沉重。党和红军中发生了这样的分裂，又是在长征途中，实在令人痛心。朱德对刘伯承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主席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他们丝毫没有埋怨中央抛下他们，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火冲冲地说：“搞几棵枪打起走！”刘伯承说：“你晓得什么，不准吭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忍耐，慢慢做工作，等待四方面军同志觉悟，不能采取任何火并的办法，那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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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最后通过了决议。以张国焘的报告为主题，谴责中央“右倾逃跑”，决定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重返四川建立根据地。在通过《阿坝会议决议》的同时，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还拟定了《大举南进的政治保障计划》，与《决议》同时下达到各部队。几天之内，各部队中召集了不同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张国焘的报告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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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会议，是张国焘公开与中央决裂的会议。他把中央内部的分歧完全向红军战士公开，利用红军战士的淳朴无知，挑动红军反对中央的政治路线，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虽然中央在俄界会议上声讨了张国焘，但范围仅限于中央委员和军队首长。张国焘则是一下就把范围扩大到全军。严重破坏中央的威望。这显然是为他日后宣布另立中央打基础，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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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朱德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在困难的处境下，保持和维护红军的团结，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不受损害。在阿坝会议的那天夜里，刘伯承得到消息，张国焘和他的军长们开了一夜会，讨论如何对付朱、刘和五、九军团。到天亮才决定不杀刘伯承，软禁起来。五军团要根本改造，让黄超去当政委。九军团要撤换一批干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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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里，朱德四处奔走，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谈话，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全大局，在与张国焘作斗争时，注意斗争策略和方式，避免红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尽最大努力保存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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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总部3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说：“现在党内发生不幸，出现了暂时分裂现象。”嘱咐伍云甫转告同志们“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最要紧的是工作上起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不计较待遇。分裂是暂时现象，最后是会在党的正确路线下团结一致的”。他还说，同张国焘斗争“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的，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太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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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军团是朱德最为关注的单位。在阿坝会议期间，朱德与董振堂军团长交换了意见。董振堂表示了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作斗争的立场，令朱德感到十分欣慰。对张国焘及其亲信打击迫害五军团同志的行为，朱德都挺身而出，保护同志。一天上午，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获悉，总部来电说五军团一些人抢东西，准备搞反革命叛乱，被四方面军保卫局抓起来了。董振堂指示欧阳毅去处理。欧阳毅先统计了各单位的掉队人员情况，然后去四方面军驻地领人。到那里后，被关押的五军团战士都申述他们是掉队，没搞反革命。四方面军一位首长拍着桌子大发脾气，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老子亲眼看到的，你们抢老百姓的东西！”事情弄僵了，欧阳毅便来总部报告。四方面军那位首长先到，欧阳毅一进门，那位首长便指着他说：“他就是五军团保卫局长。”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站起来骂：“你不听指挥，老子偏要指挥你！你是假革命，反革命！”说着就掏出了手枪。在这紧急关头，朱德制止了这种无理行动。张国焘看部下闹的不像话，才把他们打发出去。由于朱德的主持正义，一场危机化解了，欧阳毅领着掉队的战士回到五军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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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德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张国焘也奈何不得，于是不断在背地搞小动作，难为朱德。一天夜里，他手下的人把朱德的马偷去杀了。张国焘有七匹马，也不肯给朱德一匹。董振堂知道后，派人给朱德送来一匹马，才解决了朱行军的问题。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阿坝会议上坚持一言不发，引起张国焘的忌恨。南下途中张国焘借口调康克清去学习，将他们拆散。康克清气愤不过，要离队去找党中央。朱德劝她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他们就不敢随便动手。”朱德以一身正气和博大的胸怀，挫败了张国焘一个个阴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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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我们当时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呢？坚持吧。我们还有五、九军团和刘伯承同志，反对张国焘。他（指张国焘——作者注）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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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右路军，自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后，陈昌浩决心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9月11日，他派通信员骑马给包座前线的傅钟、李卓然送去“特急飞传”的信件。傅钟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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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钟、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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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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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钟和李卓然也懵了，当天火速赶回巴西。陈昌浩正在召集右路军干部开会，傅钟看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讲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傅钟，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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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徐向前、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命令，要右路军从班佑、包座地区南下，与左路军在大金川的松岗、党坝一带会合集结。军令如山，徐向前、陈昌浩率红30军、红军大学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徐向前回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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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徐、陈率右路军越过草地，重返毛儿盖。张国焘非常高兴，向后方的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王维舟发出了坚决南下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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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云、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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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徐、陈率30军于昨晚安抵毛儿盖，4军今晚续到。毛（儿盖）无敌，他们过草地未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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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右路已能排除第一道难关，坚决南下，现在就看你们能否速取党、绥、崇、丹、懋。南下打开绥、崇、丹进路，关系全军生死存亡。望用全力完成任务，并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再不往草地的战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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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18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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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莎官寨喇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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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朱德等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在沙窝会议分兵后的两个月，左、右路军又会师了。但是中央已经不在了。张国焘显得踌躇满志，而徐向前他们却心事重重，笑不出来。分裂的噩梦还在头脑中搅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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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寺里，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14]出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的负责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曾传六、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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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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