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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川军也向黑竹关的红93师阵地猛攻。激战两个小时，红军火力不足，被迫后撤到百丈关附近的挖断山。这时增援部队赶到，一个反冲锋将敌军击退。川军又调上预备队，与红军展开拉锯战。打到天黑，红军向百丈镇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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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激烈的战斗达到顶点。天一亮川军就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红军占据了敌军修筑的碉堡，用机枪向川军扫射。整连的敌军呼喊着向前冲，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密集扫射下，一排排被打倒在水田里，横七竖八躺倒一大片。川军指挥官急红了眼，以每人20块大洋的代价组织敢死队，同时用迫击炮、重机枪压制红军火力，拼命往上冲。徐向前冒着炮火亲临30军指挥部，指示李先念：刘湘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如果我军顶住敌军攻势，灭敌一部，有可能转入反攻。30军战士打得十分英勇，寸土必争。战至午后3时，川军终于支持不住，开始后退。就在红军胜利在望时，天空中突然出现国民党飞机，在红军阵地纵深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防空武器，也没有对空射击经验，顿时四散隐蔽。不少战士在开阔地找不到隐蔽地方，在敌机轰炸扫射下负伤牺牲。川军乘势卷土重来，红军伤亡过大，在敌机扫射和川军进攻下被迫后撤，退入百丈镇中，与川军巷战。在这危急关头，4军10师师长陈锡联率援军赶到，一阵冲杀，把川军敢死队头目、土匪出身的王廷章击毙。这个亡命之徒一死，川军乱了阵脚，又被赶出百丈镇。川军团长谢浚站在东桥头提着大刀督战，也无法阻挡部下的溃退。谢浚气急败坏，躺在地上大喊：“要与阵地共存亡，后退者杀无赦！”天将黄昏，川军援军赶到。红军恶战一天，伤亡也不小，双方在百丈镇东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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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浚打了一天，全团伤亡过半，也没攻下百丈镇。气急之下竟于20日凌晨四面纵火，企图烧死红军。当红军和镇上居民救火时，川军用机枪扫射，滥杀无辜。红军只保住了半个镇子，东半部的房屋都化为灰烬。第二天，川军范绍增师又压上来。红军坚持到21日，面对优势的敌军，已经打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红军总指挥部果断决定：不在名山、邛崃、大邑一线与敌军拼消耗，全军后撤到九顶山、天台山和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当夜，红军撤离百丈镇，向新店、万古退却。历时十八昼夜的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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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决战是红军南下以来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恶战。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认真总结教训：“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过峨眉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的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镇，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拼。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堡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中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军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拼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次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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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决战，是张国焘南下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本来，百丈大战后红军和川军都打得筋疲力尽，战场呈相持状态。红军打算巩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在这里发动群众，准备过冬。如果有几个月的休整，红军就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是命运偏与红军作对，这一带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红军的兵员、粮食、被服补充都发生困难。这里本来冬季并不太冷，但1935年冬天却下了十年来罕见的大雪。夹金山以北的懋功等地也是大雪封山，天寒地冻。驻守丹巴的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1936年1月8日报告总部：“37团在毛牛获得敌人的军米，吃了半个月，军直属队只吃了一餐大米稀饭，现在各部队每天一顿馍、两顿稀饭，苞谷占大部分，小麦差不多已吃尽。尤其是37团因毛牛东固地区小，粮食不多，现在的粮食要从丹巴供给一天吃一天，蔬菜以萝卜为主。油盐问题由于供给的注意，部队未感缺乏。但驻丹巴部队柴火非常困难，要离城数十里才有柴火，现由政府发动群众卖，能解决一部分的困难。”[9]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军要再次出山冲击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了。张国焘虽处于艰难处境，还是想让主力在宝兴、荥经地区熬过冬天，再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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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却不给红军喘息机会。他见红军和川军拼得差不多了，便将嫡系部队——薛岳的六个师近10万人马从贵州调到川西，担任进剿红军的主力。在成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贺国光与薛岳长谈，详细介绍了他们掌握的红军情报和川军与红军作战的经过。薛岳曾经参加围追堵截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有些经验。与贺国光谈话后，心里有了底。他回到指挥部对部下分析说：“自古以来事业成功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居？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继？论人和，据贺国光说：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红军分散兵力，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因滇川军屡败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至荥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的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中央军增援上去，当然旗开得胜。”部下听了薛岳这番见解，都点头称是。中央军毕竟比川军老谋深算得多，贺国光的行营参谋团与薛岳共同制订了围剿红军的计划：第一步要在年底以前解名山、雅安之围，打通川西荥经、雅安、汉源一线交通；然后第二步收复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将红军主力逼到雪山以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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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下旬，薛岳部队集结完毕后，开始向荥经方向进攻。担任主攻的是吴奇伟纵队。荥经南边是4军许世友的防区，陈昌浩找许世友布置任务，要他在峡口一带阻击敌军。许世友认为：敌人来者不善，守峡口至少要三个团。陈昌浩不以为然，认为薛岳是稳扎稳打，堡垒政策，不会一下把主力用上来，红军在峡口摆一个团就够了。许世友只好服从命令，把35团调上去。谁知战斗打响后，才发觉国民党军用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对红军阵地猛攻。在激烈的炮火下，35团寡不敌众，团长、政委和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许世友打过许多恶仗，还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痛的失败。红军防线被连续突破，许世友不得不边打边撤，退至天全、紫石关一线。薛岳的第一步行动达到了目的，国民党军官巡视战场，发现死去的红军衣衫破烂，断定红军后勤供应十分困难，决定不停顿地向红军发起第二轮进攻，并催促川军的刘湘、刘文辉部配合，从三面向红军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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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薛岳命令孙震的41军攻占名山的金鸡关，逼近蒙顶山红军主阵地前沿。吴奇伟纵队占领冷水场，打通了荥经到泸定的交通。为解雅安之围，薛岳派一个师攻飞仙关。飞仙关是雅安北至芦山、西至天全的要隘，南临雅江，水流湍急，就是冬季枯水季节也很难徒涉。在渡河攻击时，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长被打死在河里，但他们投入两个团兵力猛攻飞仙关。红军弹药缺乏，被迫撤退。薛岳部占领天全县城，解雅安之围。在城内困守三个月的刘文辉得救，对薛岳感激不尽。这时，刘湘的川军也攻到了宝兴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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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路敌军的联合进攻下，红军处境日见艰难。三个月的恶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耗过大，得不到补充。去年9月南下时，红军有8万多人。此时已锐减到4万人，损失近半。指战员们都意识到：再打下去会把红军损失殆尽。面对现实，张国焘也承认“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1936年2月初，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在芦山任家坝红军总部开会，研究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其纲领是：“我军为继续扩大南下胜利，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更有力地策应二、六军团行动，并取得在广大地区的运动战中粉碎蒋介石卖国军，决以一部位邓生、跷碛、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之敌，主力迅速向西增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一带地区，以便尔后之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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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新计划，红军于1936年2月15日后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再次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转移。跟随总部行动的军委三局局长伍云甫（原中央红军无线电总队队长）在日记中写道：“2月21日，晴。0时30分由草棚出发，6时30分至夹金山顶，20时到达维宿营（约80里）。在冰雪中行数十里，寒冷彻骨，溜滑难行，甚疲劳，右腰跌伤。”[12]寥寥数语，表现出一种沉闷的心情。这次行军已经失去了南下时那种热烈高昂的气氛。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13]去年9月毛泽东的警告：“南下是绝路。”果然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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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3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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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册第8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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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册第8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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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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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3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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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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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册第8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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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3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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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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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册第8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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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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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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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9篇第1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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