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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3月15日的会议上,张国焘作《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时,谈到南下问题说:“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苏区是打退却战。但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前我们都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跟,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地分裂红军与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这一罪恶行为便减弱了当时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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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说:“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瞎道。南下的事实也同样证明了他们‘预言’的绝对破产。南下打坍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得到了休息与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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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可能自己都觉得是在瞎吹牛,难以服人,于是话题一转说:“或许有的同志可以这样地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至于南下胜利后转移地区,也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各方面红军是否可能不离开苏区,我想客观上是有这种可能的。”“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和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是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1、3军能够顺利地到达陕北。同样也使2、6军能顺利地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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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丈决战之前,薛岳就知道红军的分裂给了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张国焘还在鼓吹南下的伟大意义,又能说服谁呢?所以,张国焘也必须承认一些事实。他说:“我们这次离开天、芦、雅,主要原因是敌人有着比较优势的兵力,我们不愿意去和敌人拼消耗,而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退却的行动,可是这一退却是有秩序的,出于我们自己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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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说到这里,语气开始严厉起来:“同志们!我们还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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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骂了一番中央的“逃跑路线”后,张国焘说:“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一带的地区来呢?难道是我们自己挑选中意了的么?难道不是客观上需要如此么?关于这,有许多同志天天在猜想,非常不安心,到处去打听,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同志们,有意见尽可提出来讨论,为什么要到处去乱说而引起风声鹤唳、满城风雨的空气呢?这难道对革命有利益的么?现在有些同志只是准备在革命高潮时工作,在现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下便发生许多错误的偏向。有的在清谈起来,在议论南下对不对,北上是否向毛、周、张、博投降等等。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军队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为自由批评只能涣散我们自己,这种现象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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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国焘警告大家:“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每个同志现在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不要信口开河随便乱谈。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每个党员有意见可事先向领导机关提出,但决定后便要一致执行。故意引起猜疑,类似小组织的活动等等,只是一种帮助敌人损害自己的行为,每个同志应该慎重地来约束自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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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蓄积已久的矛盾和问题,不是张国焘一席话就能解决的。来来回回地爬雪山,南下血战的失败,重新退却到人烟稀少的藏族区域,头脑再简单的人也要打个问号。人的情绪一低落,什么事都没心思干。部队纪律和管理都出乱子,完全不像当初南下时“到成都吃大米”那么士气高昂了。4月1日,张国焘又召集机关活动分子会,发表长篇讲话。先说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意义,再说与中央的路线斗争,又谈少数民族政策问题,最后一部分是谈部队内部的一些问题。张国焘列举错误行为说:“第一,不顾一切地乱搅,有一部分竟发展到类似土匪的行为。第二,轻视地方机关,以‘老革命’自居。第三,没有阶级友爱的精神,争水磨子,吃不完的粮食便随便抛弃。第四,认为要筹粮便只有胡乱搅一顿。第五,自私自利,只顾满足小部分的要求,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对工作消极。这一切的错误倾向,一刻也不能容忍再继续下去了。因为它将造成一种极大的罪恶,丧失党、政府、红军的威信,削弱我们自己的团结,断送群众。……更有一种罪恶的行为:我们的通信连,又没有发现反动,便随便打了80颗子弹。9军卫生部为了抓一条猪打了许多子弹。同志们想想,我们的子弹并不充足,我们的子弹是要去打敌人的,为什么要浪费子弹?难道准备打完了子弹去当土匪,去做老百姓么?真是糊涂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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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在我们部队中,要加紧反对打骂现象,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表现在执行命令的精神很差,这可以使我们自觉的铁的纪律松懈与堕落下去。还有一小部分人说:我学习不来,我不能艰苦斗争,晓得哪天打死了,‘革命’便成功了啊!同志,这是什么话!这简直是醉生梦死的大傻瓜,绝望哀号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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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个别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懈怠,不遵守军事秘密,把我们在军事上的秘密到处乱说乱谈,表现小团体的观念。一切一切的怪现象,都在这需要艰苦斗争的时期中暴露出来了。这是小部分同志不相信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不刻苦耐劳,向困难投降,悲观失望的一种露骨表现。重复地再说一次:我们必须与之坚决斗争,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顺利地执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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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国焘已经和陕北中央、林育英恢复了频繁的电报往来,并达成了妥协方案。在大方针渐趋一致的形势下,本应停止争端。但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干部大会上仍然一再攻击中央,岂不是出尔反尔,毫无道理的举动吗?其实这是张国焘内心虚弱的表现。南下失败,是张国焘政治生涯的转折,连在草地时忠实于他的干部都在怀疑,张国焘与中央的对抗究竟对不对?这种怀疑终究要表现出来。积极者如陈昌浩,越来越明确地支持朱德的主张。消极者就是如张国焘所说的情绪低落,工作起来没有兴趣。但是大家尽管有疑问,还没有公开反对张国焘。因为大家毕竟对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不了解详细情况。至于林育英的来往电报,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所以张国焘在大会上一喊,大家也就不吭声了。四方面军内部的思想动荡渐渐平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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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再次回到川西藏族区域,民族关系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在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日子里,阿坝、毛儿盖地区藏民武装不断袭击红军,给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失和生活的困难,令人记忆犹新。这里固然有国民党当局和藏族上层贵族的挑拨和鼓动,但是红军对藏族民俗不了解,与民争粮造成的种种冲突,也是导致红军与藏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红军来到道孚、炉霍、甘孜,是一个以前未曾涉足的新地区,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意搞好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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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在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过程中,也是一路打过去的。四川军阀李抱冰的部队,不是红军的对手,见红军前来,很快将部队收缩到康定,不敢露头。倒是诺那和格聪两个活佛负隅顽抗。红30军88师向炉霍进军时,诺那和格聪在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组织1500多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诺那到寿灵寺讲经时,带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但在红军到达前,诺那却借故溜了,格聪活佛指挥喇嘛抵抗红军。88师包围寿灵寺后,遵照上级的指示,围而不打,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但是格聪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与红军对峙10天。附近藏族武装前来增援,格聪派寺内喇嘛组成“敢死队”,企图里应外合,打败红军。88师勇猛战斗,将喇嘛和藏族武装击溃。这时,李先念率89师前来增援,决定智取,撤围隐蔽。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放松了警戒。李先念出其不意,率红军夜袭寿灵寺,除格聪带少数喇嘛逃走,大多数做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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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徐向前听说30军拔掉了寿灵寺这个钉子,立即打电报指示在前方的陈昌浩:“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30军除了获取寺内大量粮食、羊毛以供军用,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和炉霍藏民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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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初,红30军88师占领甘孜,进军到与德格交界的绒坝岔。德格土司怕红军入境,派头人夏克刀登带领2000藏族骑兵前来阻挡红军。88师郑维山政委命令265团坚守不战,争取和平解决。藏骑几次冲锋,都被红军的火力打回来。晚上,藏人都搭起帐篷睡觉,郑维山命令邹丰明团长抓几个俘虏来。265团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藏人营地,一直摸到了夏克刀登头人的帐篷里,把头人活捉过来。藏骑群龙无首,无力进攻红军。李先念接见夏克刀登,向他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夏克刀登感激红军,给德格土司写信请求停战。德格土司授权夏克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红军不进德格,德格土司也不与红军为敌。夏克刀登还参加了红军的地方政府,为红军筹粮,直到送红军北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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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西进途中,很好地注意了民族政策,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支持和拥护,对稳定这个地区的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瞻化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打红军,反戈一击,生俘诺那交给红军。陈昌浩在甘孜接见诺那,告诉他红军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保护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诺那的思想起了变化,愿与红军友好相处。负责看管他的王维舟夫妇对诺那照顾得体贴周到。后来诺那患伤寒去世,红军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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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后,鉴于以前的教训,特别强调民族政策。在1936年4月1日的干部会议上,张国焘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番民极迷信宗教,他们信奉释迦牟尼的喇嘛教。……番人不管有什么事,不管是下种、牧畜、疾病、婚丧、生儿育女都要去找喇嘛。于是,喇嘛的无上权威便在番人群众中建立起来了。无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经堂、经书,无怪乎捣毁了他的经堂比挖他的祖坟还要厉害,要和你拼个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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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打下道孚时,灵雀寺的喇嘛都跑光了。及后喇嘛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要求不要把他们的经堂、经书、菩萨毁了,他答应送我们马,一个人送一匹。可是当喇嘛的代表进了灵雀寺,看见我们已经捣坏了他们的经书、菩萨时,他便溜之大吉了!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笨事呢?一定要去捣毁经书、菩萨?为什么我们有马不晓得要?偏偏要去断送群众?这真是糊涂极了。同志们,到了此地,马是很宝贵的东西了。你有一匹马,好像是讨了一个老婆一样!为什么你们有老婆不晓得要?!”张国焘的话引起大家一阵大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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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下达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强调“对土司、头人采取更宽大的政策”,“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强调“必须再一次地提起全体战士的注意,特别是关于粮食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及宗教等问题。必须坚决纠正那种借搜山、收集粮食等名义擅入民家乱翻、乱拿、乱捉人、烧房子的行为,这样自然使群众越跑越远,使我们一切宣传都成了白费力气。对于这种行为,不惜严厉制裁直至枪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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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还将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的要求,编成歌曲,歌词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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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工作中注意的事情,努力执行四要六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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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大宣传我们的主张,对待藏民兄弟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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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来调查藏民的情形,号召藏民一起回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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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说“蛮子”,说话要注意,免得引起他们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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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乱抢不准乱没收,不准乱拉群众的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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