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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3月15日的会议上，张国焘作《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时，谈到南下问题说：“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苏区是打退却战。但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前我们都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跟，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地分裂红军与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这一罪恶行为便减弱了当时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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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说：“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瞎道。南下的事实也同样证明了他们‘预言’的绝对破产。南下打坍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得到了休息与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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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可能自己都觉得是在瞎吹牛，难以服人，于是话题一转说：“或许有的同志可以这样地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至于南下胜利后转移地区，也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各方面红军是否可能不离开苏区，我想客观上是有这种可能的。”“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和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是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1、3军能够顺利地到达陕北。同样也使2、6军能顺利地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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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丈决战之前，薛岳就知道红军的分裂给了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张国焘还在鼓吹南下的伟大意义，又能说服谁呢？所以，张国焘也必须承认一些事实。他说：“我们这次离开天、芦、雅，主要原因是敌人有着比较优势的兵力，我们不愿意去和敌人拼消耗，而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退却的行动，可是这一退却是有秩序的，出于我们自己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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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说到这里，语气开始严厉起来：“同志们！我们还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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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骂了一番中央的“逃跑路线”后，张国焘说：“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一带的地区来呢？难道是我们自己挑选中意了的么？难道不是客观上需要如此么？关于这，有许多同志天天在猜想，非常不安心，到处去打听，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同志们，有意见尽可提出来讨论，为什么要到处去乱说而引起风声鹤唳、满城风雨的空气呢？这难道对革命有利益的么？现在有些同志只是准备在革命高潮时工作，在现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下便发生许多错误的偏向。有的在清谈起来，在议论南下对不对，北上是否向毛、周、张、博投降等等。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军队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为自由批评只能涣散我们自己，这种现象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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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国焘警告大家：“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每个同志现在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不要信口开河随便乱谈。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每个党员有意见可事先向领导机关提出，但决定后便要一致执行。故意引起猜疑，类似小组织的活动等等，只是一种帮助敌人损害自己的行为，每个同志应该慎重地来约束自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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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蓄积已久的矛盾和问题，不是张国焘一席话就能解决的。来来回回地爬雪山，南下血战的失败，重新退却到人烟稀少的藏族区域，头脑再简单的人也要打个问号。人的情绪一低落，什么事都没心思干。部队纪律和管理都出乱子，完全不像当初南下时“到成都吃大米”那么士气高昂了。4月1日，张国焘又召集机关活动分子会，发表长篇讲话。先说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意义，再说与中央的路线斗争，又谈少数民族政策问题，最后一部分是谈部队内部的一些问题。张国焘列举错误行为说：“第一，不顾一切地乱搅，有一部分竟发展到类似土匪的行为。第二，轻视地方机关，以‘老革命’自居。第三，没有阶级友爱的精神，争水磨子，吃不完的粮食便随便抛弃。第四，认为要筹粮便只有胡乱搅一顿。第五，自私自利，只顾满足小部分的要求，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对工作消极。这一切的错误倾向，一刻也不能容忍再继续下去了。因为它将造成一种极大的罪恶，丧失党、政府、红军的威信，削弱我们自己的团结，断送群众。……更有一种罪恶的行为：我们的通信连，又没有发现反动，便随便打了80颗子弹。9军卫生部为了抓一条猪打了许多子弹。同志们想想，我们的子弹并不充足，我们的子弹是要去打敌人的，为什么要浪费子弹？难道准备打完了子弹去当土匪，去做老百姓么？真是糊涂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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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在我们部队中，要加紧反对打骂现象，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表现在执行命令的精神很差，这可以使我们自觉的铁的纪律松懈与堕落下去。还有一小部分人说：我学习不来，我不能艰苦斗争，晓得哪天打死了，‘革命’便成功了啊！同志，这是什么话！这简直是醉生梦死的大傻瓜，绝望哀号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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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个别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懈怠，不遵守军事秘密，把我们在军事上的秘密到处乱说乱谈，表现小团体的观念。一切一切的怪现象，都在这需要艰苦斗争的时期中暴露出来了。这是小部分同志不相信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不刻苦耐劳，向困难投降，悲观失望的一种露骨表现。重复地再说一次：我们必须与之坚决斗争，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顺利地执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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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国焘已经和陕北中央、林育英恢复了频繁的电报往来，并达成了妥协方案。在大方针渐趋一致的形势下，本应停止争端。但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干部大会上仍然一再攻击中央，岂不是出尔反尔，毫无道理的举动吗？其实这是张国焘内心虚弱的表现。南下失败，是张国焘政治生涯的转折，连在草地时忠实于他的干部都在怀疑，张国焘与中央的对抗究竟对不对？这种怀疑终究要表现出来。积极者如陈昌浩，越来越明确地支持朱德的主张。消极者就是如张国焘所说的情绪低落，工作起来没有兴趣。但是大家尽管有疑问，还没有公开反对张国焘。因为大家毕竟对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不了解详细情况。至于林育英的来往电报，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所以张国焘在大会上一喊，大家也就不吭声了。四方面军内部的思想动荡渐渐平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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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再次回到川西藏族区域，民族关系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在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日子里，阿坝、毛儿盖地区藏民武装不断袭击红军，给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失和生活的困难，令人记忆犹新。这里固然有国民党当局和藏族上层贵族的挑拨和鼓动，但是红军对藏族民俗不了解，与民争粮造成的种种冲突，也是导致红军与藏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红军来到道孚、炉霍、甘孜，是一个以前未曾涉足的新地区，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意搞好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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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在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过程中，也是一路打过去的。四川军阀李抱冰的部队，不是红军的对手，见红军前来，很快将部队收缩到康定，不敢露头。倒是诺那和格聪两个活佛负隅顽抗。红30军88师向炉霍进军时，诺那和格聪在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组织1500多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诺那到寿灵寺讲经时，带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但在红军到达前，诺那却借故溜了，格聪活佛指挥喇嘛抵抗红军。88师包围寿灵寺后，遵照上级的指示，围而不打，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但是格聪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与红军对峙10天。附近藏族武装前来增援，格聪派寺内喇嘛组成“敢死队”，企图里应外合，打败红军。88师勇猛战斗，将喇嘛和藏族武装击溃。这时，李先念率89师前来增援，决定智取，撤围隐蔽。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放松了警戒。李先念出其不意，率红军夜袭寿灵寺，除格聪带少数喇嘛逃走，大多数做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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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徐向前听说30军拔掉了寿灵寺这个钉子，立即打电报指示在前方的陈昌浩：“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30军除了获取寺内大量粮食、羊毛以供军用，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和炉霍藏民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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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初，红30军88师占领甘孜，进军到与德格交界的绒坝岔。德格土司怕红军入境，派头人夏克刀登带领2000藏族骑兵前来阻挡红军。88师郑维山政委命令265团坚守不战，争取和平解决。藏骑几次冲锋，都被红军的火力打回来。晚上，藏人都搭起帐篷睡觉，郑维山命令邹丰明团长抓几个俘虏来。265团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藏人营地，一直摸到了夏克刀登头人的帐篷里，把头人活捉过来。藏骑群龙无首，无力进攻红军。李先念接见夏克刀登，向他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夏克刀登感激红军，给德格土司写信请求停战。德格土司授权夏克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红军不进德格，德格土司也不与红军为敌。夏克刀登还参加了红军的地方政府，为红军筹粮，直到送红军北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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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西进途中，很好地注意了民族政策，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支持和拥护，对稳定这个地区的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瞻化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打红军，反戈一击，生俘诺那交给红军。陈昌浩在甘孜接见诺那，告诉他红军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保护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诺那的思想起了变化，愿与红军友好相处。负责看管他的王维舟夫妇对诺那照顾得体贴周到。后来诺那患伤寒去世，红军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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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后，鉴于以前的教训，特别强调民族政策。在1936年4月1日的干部会议上，张国焘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番民极迷信宗教，他们信奉释迦牟尼的喇嘛教。……番人不管有什么事，不管是下种、牧畜、疾病、婚丧、生儿育女都要去找喇嘛。于是，喇嘛的无上权威便在番人群众中建立起来了。无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经堂、经书，无怪乎捣毁了他的经堂比挖他的祖坟还要厉害，要和你拼个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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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打下道孚时，灵雀寺的喇嘛都跑光了。及后喇嘛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要求不要把他们的经堂、经书、菩萨毁了，他答应送我们马，一个人送一匹。可是当喇嘛的代表进了灵雀寺，看见我们已经捣坏了他们的经书、菩萨时，他便溜之大吉了！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笨事呢？一定要去捣毁经书、菩萨？为什么我们有马不晓得要？偏偏要去断送群众？这真是糊涂极了。同志们，到了此地，马是很宝贵的东西了。你有一匹马，好像是讨了一个老婆一样！为什么你们有老婆不晓得要？！”张国焘的话引起大家一阵大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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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下达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强调“对土司、头人采取更宽大的政策”，“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强调“必须再一次地提起全体战士的注意，特别是关于粮食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及宗教等问题。必须坚决纠正那种借搜山、收集粮食等名义擅入民家乱翻、乱拿、乱捉人、烧房子的行为，这样自然使群众越跑越远，使我们一切宣传都成了白费力气。对于这种行为，不惜严厉制裁直至枪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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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还将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的要求，编成歌曲，歌词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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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工作中注意的事情，努力执行四要六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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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大宣传我们的主张，对待藏民兄弟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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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来调查藏民的情形，号召藏民一起回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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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说“蛮子”，说话要注意，免得引起他们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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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乱抢不准乱没收，不准乱拉群众的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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