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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毁坏经堂和神像,不准拿经书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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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待通司,学藏民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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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时刻执行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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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乱屙尿,十项大家要记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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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执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有了很大提高。民族矛盾和冲突比第一次进入藏区时大有改观。这是四方面军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为四方面军在这里休整和筹备北上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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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孚、炉霍、甘孜驻守时,张国焘恢复了他的“西北联邦政府”。并在下面建立了几个小小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在1935年11月南下之前,在绥靖县(今大金县城关)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还建立了县、区地方政府。范围大致包括绥靖,懋功,丹巴,大、小金川,阿坝等地区。红军南下之后,留守后方的金川省委仍然继续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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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红军在道孚建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国道孚县独立政府”。5月1日,来自德格、道孚、炉霍、甘孜等地的代表在甘孜举行波巴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了波巴共和国中央政府。虽然这些“自治政府”和党团组织是临时搭起来的架子,形式大于实质。但或多或少地起了一些作用。例如,它们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帮助红军筹粮。宣传红军的政策等等。张国焘还将藏民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革命军”、“自卫军”和金川、丹巴两个独立师。配合红军进行筹粮、肃反、站岗放哨等任务。一大批藏族青年就是在那时参加红军的。天宝就是当年从独立师转入红军的,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为我军中少有的少数民族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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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四方面军第二次进入藏区,在民族政策上比前一次有了改进。缓和了红军与藏民之间的紧张局势。所以,四方面军在道孚、炉霍、甘孜的日子,过得相当平静。不像前一次与一方面军在一起时,到处遭到藏民的袭击,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之中。这四个多月是四方面军长征中少有的一段安宁的生活,一旦摆脱了战争,人们心中最纯洁的感情——男女之爱,悄悄在军营中复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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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一位美国医生马海德目睹了当时的盛况。他惊讶地发现:红军中居然有一些怀孕的女战士。1984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上采访,向很多当年的长征老人询问这个情况。在美国人眼里,这非常浪漫,又有些不可思议。长征中那样艰苦,活下来都很不简单,怎么会有时间谈爱情呢?遗憾的是,没有人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15]没有理由说马海德大夫在说谎,恰恰相反,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段富有人情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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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红军各部队中,四方面军的女兵是最多的。1933年在通南巴时期,就成立了妇女团。张琴秋回忆说:“四川的妇女是很受压迫的,男人在家抽大烟、管家务,女人担负主要劳动,且大部分为童养媳。她们参加革命队伍很踊跃,斗争地主也很积极。”“我去时已经有两个团的编制,说是让我去当政委。这次成立后,担任过许多艰苦的战勤工作。”妇女团的主要任务,是做战地运输和勤务工作。如挖工事,当警卫,运送伤员、弹药和粮食。还要经常派公差。当时红军男战士都要上前线打仗,妇女团上千战士解决了后方人力不足的问题。四川女子力气大,能吃苦,很受上级赞扬。她们平时和男兵一样,剪短发,穿军装,背枪扛刀,几乎与男儿无异。所以,她们跟随大部队一起参加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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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四方面军中是严禁结婚的。在北上南下的战斗生活中也的确无法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当他们在道孚、炉霍、甘孜过上了一段安定生活后,年轻人的心就开始活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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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和婚姻是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开的头。陈昌浩政委与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曾是留苏的同学。当时张琴秋与沈泽民(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结为夫妻,一同回国到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红军撤出鄂豫皖时,沈泽民因病(也是因为和张国焘对立)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不久病逝。陈昌浩一直爱慕张琴秋,又同在总部工作,朝夕相处,两人便产生了爱情。没举行什么仪式,平平静静地成了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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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从红军大学调到4军任参谋长。他去时许世友军长调去组建骑兵师,由王宏坤继任军长。从1936年4月到6月,他们一直住在瞻化。从陈伯钧的日记里看到,这段时间他喝了不少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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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是晚,宏坤同志与办事处之冯明英同志正式结婚,我们也趁此机会大笑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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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中午,在政府吃明英同志的回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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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晚,洪(学智)主任与军供给部张兴侧同志结婚,我们在政治部吃喜酒、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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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晚,去四科吃四科科长李定灼同志与张大义同志的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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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晚,去卫生部吃何辉燕、张清秀两同志的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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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这段时间,是四方面军中结婚的高潮。陈伯钧记的仅是4军军部和直属队的情况,其他部队想来也是如此。口子一开,上行下效。陈伯钧觉得这样下去部队就不好管了,便去找政治部主任洪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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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上午上课。归来与主任谈及部队中的婚姻问题,实在影响不好,当即决定设法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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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下达了禁止结婚的命令。公开喝喜酒的场面不见了,但是私下的往来却是禁不住的。四方面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一直不允许结婚。男女之间的约会却逐渐成了半合法的事情。以后虽然没闹出什么大麻烦,但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四方面军的队伍中引人注目地增添了一些小孩和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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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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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以新:1961年4月28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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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9篇第1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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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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