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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9篇第1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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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纯全：《关于红军中政治工作的检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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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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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明山：《炉霍风波》，载《星火燎原丛书》之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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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96—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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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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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在四川》，第8章第3节。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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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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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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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共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在四川》，第8章第4节。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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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夏洛特·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中国史诗》1984年5月30日的日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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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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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15章 甘孜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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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六军团西征——二、六军团湘西会师——一个传教士在红军中的经历——红军的女儿——二方面军与红军总部接通联络——进入贵州、云南——红军北渡金沙江——严重地减员和损失——过雪山——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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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自1936年3月到达道孚、甘孜、炉霍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一方面因为南下苦战，部队需要休整。更主要的原因是等待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共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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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是由在湘鄂苏区坚持斗争的两支红军部队——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组成的。虽然他们是最后北上的一支红军大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六军团就已经踏上了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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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在湘赣边区永新、宁冈一带活动的红六军团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要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在那里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被迫步步收缩，处境越来越困难。在军委命令中，对红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和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于1934年8月7日率领全军9000多人踏上西征之路。开始大家对军委意图并不了解，萧克后来才明白：“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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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队：一是方志敏的红七军团；一是红六军团。他们的任务是吸引敌军，开辟新区，为中央探路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他们都是孤军奋战，中央苏区不可能增援和接应他们。打得好就独立生存，打不好就全军覆没。方志敏向敌军力量强大的东北方进军，不久就陷入国民党军重围，在怀玉山失败。六军团向湘西山区进军，处境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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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军委指示，六军团出发时带上了所有的坛坛罐罐。萧克回忆：“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走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队一两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军，把红军的机动灵活性全限制住了。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境内，山路崎岖，更走不动了。萧克等领导人当机立断，边走边扔，甩掉这些笨重家当，部队才轻装像个打仗的样子。他们把情况报告中央，但中央不理会，在后面跟着大搬家。国民党报纸讥笑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简直窝心透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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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六军团西行，引起湖南、广西军阀的紧张。他们调兵遣将，前堵后追。本来六军团准备在零陵一带抢渡湘江，但敌军已在湘江西岸重兵布防，只得放弃渡江计划，转移到湖南、广西交界的阳明山地区，想在那里站住脚。到那里一看，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实在不好生存，于是六军团继续西进，跳出军阀包围圈，由广西进入贵州。六军团机动灵活地跟敌军捉迷藏，兜圈子，搞得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疲劳不堪。但是，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六军团陷入湘、桂、黔三省军阀二十四个团的包围之中。这次失利的原因是红军指挥员的麻痹大意，萧克说：“我们以为广西军在我们南面，没有预计要遭遇廖磊，因之也没有作战预案。前卫部队遇到邮差，说前面没有敌人。结果邮差刚走，战斗就打响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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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开始时红军处境极为不利。六军团被截成三段，前锋部队在参谋长李达率领下冲出包围，去湘西寻找贺龙部队会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主力和直属队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质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52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了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而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通过。直到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次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经过这场死里逃生的战斗，到与贺龙会师时，萧克清点人数，只剩下3000多人，比从湘赣边区出发时少了一半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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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黔东的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3军（红二军团前身）会师了。当时红3军还有3200人，他们的情况不比六军团好多少。1932年，贺龙、段德昌在洪湖根据地搞得轰轰烈烈，红军一度发展到2万多人。自从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分局代表夏曦来到洪湖，开始大搞肃反。他给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的帽子，严刑拷打，大开杀戒，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国民党出重金买他的头而不可得，却被夏曦在肃反中杀掉了。洪湖苏区的干部战士被夏曦杀了3000多人，师团级的干部大部分被杀。村苏维埃的干部也被杀掉十之八九，包括贺龙的两个兄弟。甚至贺龙的生命都受到威胁，贺龙元帅沉痛地回忆：“那时，苏区丢了，干部杀完了，只剩下四个党员（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的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子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红3军听到红六军团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们出发是过去撞红六军团去的。我们出发走了一天，六军团来了。第一次李达带二百多人找到了我们，第二次郭鹏，第三次任弼时、王震、萧克都来了。”[4]两支历尽千辛万苦的部队会合后，好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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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第二天，任弼时、萧克致电中央，汇报与贺龙会师的消息。他们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不料10月26日军委来电，反对他们合并。电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