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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指挥：王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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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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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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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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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13、14师，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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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25、27师，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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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88、89师，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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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以及机关人员，全军共21800人。其中非战斗人员（机关、后勤、伤病员、小孩）约占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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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领导机构成立后，即在各级干部和战士中层层开会动员。在“打通国际路线”，“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口号鼓舞下，战士们的情绪十分高涨。但是在高级领导层中，这支部队究竟要向何处去，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心里是没底的。李聚奎回忆：“过河后，是没有作战决心的，过河的目的亦是未定的。究竟到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是没有确定的。在土门子，西路军的领导者这样说过：‘这次过河，军委是没有一定的决心的，总司令部亦未确定。究竟过多少队伍，就是四方面军指挥部自己也未确定’。接着说军委决定过一个军，有同志说过一个军更糟糕，另有同志说一个军有一个军的打法。由此就可见是没有作战决心的，只抱着无限的向西退却（所谓西进）。”[11]李聚奎的报告是1937年清算张国焘路线时写的，难免有时代烙印，但是他反映当时的思想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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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陈昌浩的心里没底，当时中央心里也没底。在11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说：“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只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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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已经开始西渡黄河去兰州方向，西路军的后路已经切断。11月11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表示他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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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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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毛炳文部可于巧日渡河完毕对西路军。判断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他们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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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取得接济，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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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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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也觉得心里不安，于11日20时电询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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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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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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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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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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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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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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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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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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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路军在一条山地区进展顺利。打得马步青军队落花流水。陈昌浩对战斗进展十分满意，11日10时致电朱、张并毛、周，通报胜利消息。对困难也作了如实汇报。他说：“所过地区人、房柴、水均极稀缺。平地开阔，全无隐蔽，最利飞机、骑兵活动。高山积雪，常起赤色风。每晚及下半夜最冷，呵气成冰，较之莫斯科尤甚。无房不能宿营，重皮尚称不暖。如何各部衣服单薄，敌机朝晚活动，敌情又不甚明。为适应此情况，惟在调动敌人，秘密出没，连日不得不长夜行军，致各部掉队甚多，疲劳增加，但士气极旺。现令各部尽力争取休整。”陈昌浩寄希望于到达凉州，在富裕地区获得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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