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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他们向西走了几天，又见到了9军军长孙玉清。分开行动那天，孙玉清、李聚奎带着一架电台和几个工作人员向敌人后方插，想用电波吸引敌人主力，好让大部队突围。他们进入山里躲起来，想等马家军退走再出来。在向东南行军时，电台人员掉了队，遇见马家军搜山，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黄良诚、曾庆良都被俘。孙玉清等也没能走出去，还在山里转来转去。遇见王树声等，他们一起沿着山沟行进，算算在山里转了十几天，搜山的马家军也该走了。他们决定宿营休息。谁知突然又遇见了一小股敌人，在混战中，和孙玉清等伤员又走散了。王树声觉得在山里转没有出路。决定出山向北走，摆脱敌人。在出山的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汉族牧羊人，这是一个同情红军的老百姓。他给王树声等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住下，还讲了山口的情况和安全的路线。在这个好人帮助下，王树声等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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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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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端午那天，他们走到了平原地区。这时，跟随王树声、杜义德的只剩8个人。王树声说：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现在可以放开步子往回走了。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流浪生活，他们仍然坚持向东走。因为不认路，王树声一直走到了腾格里沙漠边上，又遭遇敌人。在撤退中与身边几个同志跑散了，只剩下王树声孤身一人。他又饿又渴，昏倒在沙漠里。幸亏当地一个做小生意的老人发现了他，给他水和干粮，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过来，又带他到同心城渡口送他过了黄河。当王树声孤身一人回到延安时，已经是1937年8月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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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孙玉清被俘处设立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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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清因为带着伤，走不动，与王树声失散后不久，即被搜山的马家军俘获。他被押送到酒泉的马家军298旅驻地，旅长马步康问：“你当什么官？”孙答：“没有当官。”于是马步康就把他与一群被俘的红军战士关在一起。但不幸的是，孙玉清不久被敌人查出了身份。马步康听说红军的军长落到他手里，大喜过望。遵照马步芳的指示，将孙玉清押往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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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孙玉清被押解到西宁。马步芳在省政府会见了他。据当年在场的国民党《青海日报》社记者陈秉渊回忆，马步芳设宴企图诱降孙玉清。他问孙：“你是孙军长？年纪轻，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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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答：“二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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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问：“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哪时当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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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答：“我是十九岁那年在湖南参加，自小劳动，家很穷。参加红军后在湖南、云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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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怎么为我们俘虏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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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弹尽援绝，身陷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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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了子弹，你还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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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红军上战场离不开枪，干是红军的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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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座的师长马忠义插话：“倪家营子我们损失惨重，三流沟、梨园堡的战斗，伤亡都很大。就是活捉他时，也伤亡了两个多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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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清悲愤地说：“我军强渡黄河，进行西征，不幸就走上了一条绝路。粮弹都缺，补给中断，没有后方，地理又生疏。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是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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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问：“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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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答：“我干的是正义的革命事业，既被俘，有话说不尽，自有后继人。”他拒绝与马步芳等同桌共饮，马步芳只好叫人把他带走。向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蒋介石回电：“按危害民国罪，处以极刑。”不久，孙玉清就被秘密杀害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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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两万多将士，被马家军俘虏的约有六千多人。他们有在历次战斗中负伤后掉队和被就地安置的，有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时被搜山的敌人捉住的。还有在返回陕北途中在甘州、凉州一带被马家军截获的。一旦被俘，等待他们的是非人的折磨和无尽的苦难。据新中国成立后一份调查材料说：这些被俘的西路军战士押解到西宁后，分别关在西宁周围的军马处、东校场、乐家湾等几个地方。马步芳对这些红军一是屠杀，二是强迫做苦工，三是“感化”，让这些红军为他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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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将25岁以下的3000多名红军战士编入自己的部队，称为“补充团”。共四个营，2600多人。主要任务是从事重体力劳动，为马步芳修桥开路，伐木盖房，开矿开荒从事生产。他们先后开通了民和至西宁的公路，修建了湟水大桥。修筑了张掖机场，在循化、化隆开垦了大片荒田。还有的被分到马步芳的义源工厂，为马家军生产军需用品。还有的被分到煤矿挖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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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团”军官都由马家军担任，是一帮折磨人的恶魔。他们对红军战士进行强迫劳动和各种摧残。在修公路时，每天劳动长达十几小时，动作稍慢，军官就是一顿毒打。雨天不能施工，还要去搬石头，不准休息。在修张掖至西宁的公路时，要越过海拔3700米的山梁。严寒的气候冻伤了许多红军，但军官不肯为他们治病和改善一点生活条件，而是毫无人性地砍掉红军冻伤的脚趾头。这些红军在青海做苦工受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知有多少人在苦难中含恨死去。就连马步芳自己也不否认这些事实，他对部下训话时说：“大家在任何战斗中，如不为团体拼命到底，一旦被人所俘，将来难免不受今天补充团这样的待遇。”1938年，国民党当局向青海征兵，马步芳将“补充团”2400人代替本地人送到兰州。编入第八战区。这些红军战士才脱离了马步芳的魔爪。到西安后，胡宗南听说这些壮丁是红军西路军人员，害怕不想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闻讯即进行交涉，终于使这些受尽苦难的同志们回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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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感化”待遇的是很少一部分人。他们有的是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材。原9军通讯人员黄良诚、刘玉庭、曾庆良等被俘后，敌师长马彪对他们说：“你们干事的人（指技术人员）到哪里不一样？你们不要怕，不为难你们，即使捉到徐向前也不为难他，中央有命令。”他们被押到西宁后，就被编入马步芳的电台工作，还有点行动自由。曾庆良在西宁还找到了失散的妻子，两人终于设法团聚了。马步芳原想“感化”这些人为他服务，但这些红军干部都不屈服，经常用电台收听陕北的消息。后来国民党有命令，要把所有红军干部转送南京。他们也坚决要求离开青海。马步芳的电台主任不解地说：“共产党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人，照理说曾庆良等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已经脱离了艰难环境，生活方面也算有了一些改善，但他们临走时毫无留恋的表情。”后来，他们被转到兰州拱星墩国民党第八战区监狱，在那里见到了方强、徐太先等红军领导干部，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在监狱中开展斗争。当时正是国共合作，国民党当局对这些红军不敢怎么样。在中共代表张文彬和党组织营救下，他们在被押送到平凉时，终于脱身逃回援西军总部，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热烈欢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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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女战士的遭遇是一幕催人泪下的惨剧。在红军各部队中，西路军的女战士最多，组成了一个妇女团。还有在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的新剧团、后勤部医院的女同志，过黄河时约有1300人。妇女团团长是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都是从一方面军调来的干部。在河西走廊的激战中，妇女团与其他部队一样作战。临泽突围时牺牲了200多人，倪家营子近一个月的血战，妇女团伤亡多达600余人，几乎拼光了。康龙寺之战，妇女团与总部失去联系，被马家军打散了。上级让她们分散打游击，王泉媛带着剩下的红军在山里转来转去，躲避马家军搜索。当她们筋疲力尽地在树林中熟睡时，被敌人全部俘虏了。当王泉媛等被押送到凉州，发现政委吴富莲也在狱中，合计共有100多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