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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押期间，女红军不断受到马家军的强奸和凌辱。吴富莲本来就有病，不久就在监狱中病死了。马步青觉得把这些女兵老关着总是麻烦事，他手下军官和亲信好多还没老婆，就想法把女红军分配给部下为妻妾。女兵们拼命挣扎反抗，马步青对女红军说：“现在国共合作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家，享享福吧。”谁知女红军闹得更凶。王泉媛愤怒斥责马步青的无耻行为，马步青说：“我不会把你们嫁给当兵的。你们是什么官，就把你们嫁给什么官，门当户对嘛。”他把王泉媛配给工兵团团长马进昌。王被架到马家，死不顺从，坚决反抗，被马进昌用柳条抽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马进昌虽然娶了红军女团长，但听说王泉媛枪法很好，心里终究不踏实。有一天他从铺盖下发现一把刀，是王泉媛藏的。马进昌吓出一身冷汗，把王又毒打一顿。后来王泉媛逃跑了，马进昌也没再去找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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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夫人、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是在甘州附近被俘的。当时她产后身体虚弱，走不动路。在山里转了几天，不幸被民团抓住，送往西宁。当时她没有暴露身份，化名苟秀英。说是红军中烧饭的。马家军看她是一个有病的老女人，也没当回事，让她到新剧团烧饭。新剧团的成员大多是西路军新剧团的人，西路军新剧团的音乐股长杨万才能训练军乐队，颇受马步芳优待。他借口要个做饭的，把张琴秋掩护在自己家里。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张琴秋后来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人查出来，1937年8月14日送到南京“感化院”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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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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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军大举进攻，南京形势吃紧。中共中央驻南京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释放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并前往“感化院”探监。周恩来意外地发现了张琴秋等人，激动地说：“可找到你们了，从西宁找到西安，又从西安找到南京！”经过几天的交涉，国民党同意放人，张琴秋等三人于8月18日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踏上了回延安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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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路军流散人员陆续返回陕北后，中央也积极对西路军人员进行营救和帮助。周恩来在西安多方寻求关系，希望二马与红军停战。他听说有500多红军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内，就托人找到一位与青海省主席马麟相识的回民老人马德涵，去凉州向马步青转达口信，希望马家不要伤害红军。马德涵见到马步青，听说黄番寺的红军已被解除武装，送往青海。1937年4月下旬，周恩来在西安马德涵家中会见刚从阿拉伯朝圣回来的青海省主席马麟，请他制止对红军的残害。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局面下，马家不敢一意孤行，对西路军俘虏的迫害也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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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中共中央利用统一战线的背景，开展了有实效的寻找和营救工作。当时西路军流散人员在河西走廊被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俘虏的，以及二马从凉州和西宁转来的西路军人员，都被关在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拱星墩监狱。总数有1300人。其中有西路军师、团一级干部方强、徐太先、卜胜光、徐立清等以及从西宁转来的红军电台工作者刘玉庭、黄良诚、曾庆良等。他们在监狱内成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大家开展反迫害斗争。1937年5月中旬，周恩来派张文彬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兰州，了解拱星墩监狱中西路军人员情况，进行营救。张文彬去后，向狱中同志转达了党中央对他们的问候和关怀。大家激动万分，泪流满面，高呼口号，高唱红军歌曲，表达坚持斗争的决心。党支部把狱中情况的报告交给张文彬，请他送给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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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闻讯，立即找兰州国民党方面负责人贺耀祖交涉，要他尽快将关押的红军转往西安。6月，当这些红军被转送到甘肃平凉地区国民党43师防区时，大家知道这里与援西军驻地已经很近了，方强等党支部领导人决定，乘机逃脱，跑回陕北去。于是大家在路上故意磨蹭找事，百来人的队伍零零散散，拉了几里地长。国民党兵也看不过来，一会掉队一个，一会不见一个。大家悄悄互相转告：往东到四十里铺就是游击区。夜里，方强等带领大家开始胜利大逃亡，绝大多数人都顺利到达镇原援西军驻地。当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来亲切看望大家时，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的坚强战士们都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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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福音医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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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了兰州的西路军被俘人员后，周恩来委派谢觉哉、朱良才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专门负责收容和查访西路军流散人员。在张掖马家军韩起功旅，也关押着一批西路军人员。其中有红军新剧团的女战士王定国、孙桂英、徐世淑等，还有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等干部。一天，国民党张掖县长马鹤年来到韩起功部的剧团，见到王定国等人。说：“红军打高台时，我是高台县长。你们董军长、杨主任待我很好，把我放回来。现在我要优待你们。”女红军们谁也不敢相信他，马鹤年解释说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失去联系脱党，但对红军是同情的。根据王定国提供的消息，马鹤年到监狱看望了刘瑞龙等人。他还受中共委托寻找陈昌浩的下落，并将情况都报告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朱德总司令向国民党当局指名道姓地要刘瑞龙等人。国民党瞒不住，只好通知马步芳放人。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医生高金城也来到张掖，借看病机会收容流散红军。王定国等几个女红军被他要到医院当护士，脱离了韩起功的控制。西路军在张掖的地下党支部就在高金城的医院里活动。在高金城掩护下，许多西路军战士和伤员都从这里转往兰州，回归革命队伍。而高金城本人则被韩起功派去的杀手暗害了。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在张掖为高金城先生修建纪念塔，追认高为革命烈士。谢觉哉同志给高金城夫人的信中说：“金城先生往年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使命去甘州做收容工作，由于热情奔放，严肃认真，负伤战士赖以获得安全。但他因此为匪帮所捕而光荣牺牲了。他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是值得尊敬的！”凡是在红军危难时期为他们做过好事的人，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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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失败后的一年内，陆续通过各种途径回到陕北根据地的约有6000余人。流落在青海和河西走廊，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约有1000多人。西路军过河时的21000人，至少有一多半长眠在祁连山下的荒原上，这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遭受的最大损失。但是，西路军到底没有全军覆没，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为领导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把西路军剩余的420人带到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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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窝会议后，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李卓然、李先念、李特、黄超、程世才、曾日三、曾传六、李天焕带着总部机关和30军剩下的1000余人也开始行动。程世才回忆：“上级与我们脱离时，只简单告诉我们的任务是自找出路打游击。但在惨败后既无饭吃又无向导，做起来很困难。而且任务也不明确，究竟打到哪里，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敌情仍很严重，敌人离我们很近，如果不迅速行动脱离敌人，就有被敌人最后消灭的可能。我们决定首先第一步摆脱敌人，便马上从石窝南下，钻进大山。经过极端艰苦的两三天行军，到白大坂后，就将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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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天天要行军，伤病员走不动。88师师长熊厚发左臂被打断后，因为缺少药品，伤势恶化。胳膊肿得老粗，伤口化脓，动一动就痛得钻心。他对李先念、程世才说：“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身负重伤的“夜老虎”团长邹丰明和政委黄英祥也要求留下。李先念等一听，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流。他们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打了多少硬仗，今天却到了生死离别的地步。大家在一起抱头痛哭。但是熊厚发坚持要求留下，他要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战友。他对李先念说：“我留在这里，你们去打游击。只要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共产党员。”李先念只好给他留下一些药和吃的，派一个排留下保卫他。把他们安排在一个石崖底下，挥泪告别。果然如同大家预料，不久，马家军搜山时发现了熊师长。一排战士都牺牲了，熊师长不幸落入敌手。马步芳下令将熊师长押到西宁，残忍地把他杀害了。熊厚发牺牲时，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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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西路军工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当天，西路军工委用仅有的一架电台给援西军和中央发出电报：“据悉树声、张荣所率之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多宿雪，无粮食，仅觅一部牛羊肉充饥，势被困。但我们决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动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我们今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因为沿途少数番人先跑，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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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数越来越少，但大家还是坚持向西走。行军是极其艰苦的。程世才回忆：为了减轻负担，工委只留下一部电台，每个连配备两挺机枪和若干步枪，将多余的电台和枪支都毁掉了。部队“循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迤逦前进，两边都是白雪茫茫的雪山。我们就在中间崎岖小路上行进。沟内的风很大，虽然那时已是春天，气候仍很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只有一些稀疏的蒙古包。行军找不到向导，靠指北针走。吃饭找不到炊具粮食，就用牛羊屎烧牛羊肉。刺刀做菜刀，洗脸盆做锅，探条穿牛羊肉。既无盐吃，有时又无水吃。夜晚在山沟内露营，用枪托作枕头。大家冻的睡不着，有的竟至冻死。战士常不洗脸，浑身生满虱子，有的脸上死过七层皮。还有的伤病员无药可上。加之大家脑子里时刻顾虑敌人追击上来，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战士中有悲观情绪，我们就抓紧政治工作，加强部队团结。不断向战士做解释工作。行军时干部都不骑马，让伤病员骑。又找骆驼骑，有的一个骆驼骑五个人。”就这样，他们以超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耐力克服了严寒、饥饿和疲劳，在1937年4月5日走出了祁连山，到达酒泉南山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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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出祁连山之前，宋侃夫等利用唯一的一部电台，终于和援西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张浩联系上了，并要他们转告中央，西路军部队准备向敦煌进发：“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绝难在敦煌立足，以因人员饿疲至极，武器弹药已太少，以及地形与敌骑的限性，实无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少休息，迅速到新疆，赴远方学习。请转中央，速向国际和新疆交涉。”毛泽东、朱德请刘伯承回电转告西路军工委：“远方对西路军进入新疆赴远方求学问题已经决定了。为此，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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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电报在部队中引起一片欢呼。大家争相转告，四十多天的困苦和迷惑，现在终于有了希望，有了前进的目标。大家的士气重新高涨起来。经过11天艰苦行军，他们于4月16日到达甘肃安西东南的石堡城。这时，全支队尚存850人。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转中央军委：“为争取先机，我起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调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电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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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祁连山进入了平原，考虑到部队太疲劳，需要休息一下。西路军参谋长李特主张打开安西城。工委同意了他的提议，部队向安西城进发。在距安西140里的蘑菇台，一位善良的万佛峡道士郭元亨支援红军粮、油、盐和牛、马、骡子。真是雪中送炭，解决了红军的急需。4月24日，西路军到了安西城边。红军向安西城发起攻击后，遭到了敌人强大火力的反抗。经验告诉他们，城里的敌人比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西路军领导放弃了攻打安西的计划，迅速向西北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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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红柳园子，敌人又赶上来了。西路军首长命令30军余部在沙丘上组织抵抗，掩护首长突围。西路军工委成员在警卫人员保护下，一行80多人骑着马进了大沙漠。担任掩护的原9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与几个战士坚持战斗，把敌人都引过来。当他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曾日三不愿被敌人俘虏，举起手枪自尽了。可叹这位从江西苏区出来的红军老战士，在历尽千辛万苦，只差一步就迈到生存的门口时，就这样牺牲了。令人何等痛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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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柳园子战斗后，西路军剩下的人更少了。队伍打散了，大家零零星星地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转来转去，互相寻找着。沿路的电线杆子成了他们的向导，向西走，到星星峡去。他们顶着沙漠的狂风，在漆黑的夜里艰难地行进着。走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下午，刘青南、饶子健带着一些战士到达星星峡。山口上有两个哨兵，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当他们回答是红军，一位盛世才部队的军官走上来，对他们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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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子健回忆说：“此时此刻，我们像是长久在外的孩子回到了家。大家互相对视了一下，人人的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皮肉和斑斑血迹。走近一点，看见虱子一团团地蠕动。新疆友军端上水给我们洗脸，每人洗过，盆里的水浑的像酱油一样。”比饶子健他们先走的西路军首长们此时尚未到达。新疆友军派出侦察兵前去寻找，在离星星峡30多里的戈壁滩中找到了他们。原来他们这支队伍走进戈壁滩后就遇上了大风沙，迷失了方向，只能依靠指北针。在新疆友军的引导下，李先念一行在星星峡与先期到达的西路军战士会合了。清点人数，一共还剩420人。他们是两万多西路军最后的幸存者。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四十多天的苦难行程，他们终于打着西路军的红旗到达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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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盛世才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结为同盟，所以对西路军战士的态度比较友好。星星峡驻军热情招待这些远来的红军，一日三餐，顿顿是肉和白米饭，饥饿已久的战士每顿都吃好几碗，疲劳至极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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