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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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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干部因张国焘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是相当大的。但是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叛变以外,绝大多数同志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尽管他们的职务降得很低,不受重用,不能到前方带兵打仗。但是他们没有怨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毛泽东感到:能否正确对待四方面军干部,是关系到党的团结的大事。这个问题必须公开提出来,并且一定要处理好。在1942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专门讨论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作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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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拔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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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期间,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1937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从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亦已经收到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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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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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的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是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离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内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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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党政军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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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的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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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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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1942年7月2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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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下达之后,毛泽东不断向部队了解落实的情况。前方的同志回来开会和汇报工作,毛泽东常常问起这方面的问题。他意识到消除山头和宗派主义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中央下个指示就能完全消灭的。最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认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教育全党全军的干部战士。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我们的党和军队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在延安整风中,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为搞好党内团结,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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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在谈到整顿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时说:在我党二十多年的历史上,曾有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如果说还有第三次,那就是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我们清算分析他们的错误对不对呢?是对的,完全应该的。但是有没有缺点呢?有缺点。这就是没有着重把同志们的思想搞清楚,而是着重于算少数人的账。似乎认为只要把那个人打倒了,天下就太平了。人是打倒了,天下太平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把错误的东西打倒了天下还没有太平呢?就是因为没有搞通思想,没有看到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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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1942年整风文件上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方针适合于对每个同志。凡是无产阶级内部、革命阵线内部的问题,无论是谁,无论是大小的问题,都应该按照正确的原则在思想上搞清楚。使我们的步骤趋于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起来,共同去对付敌人。如果在革命的政党和群众的内部不采取这样的方针,而是霸道的方针、打击的方针、宗派主义的方针,那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那种错误的方针。即利用机会挤掉人家,以这一个小团体代替那一个小团体,以这一个系统代替那一个系统。这样多的宗派小集团的政党,是不会兴旺的。这样的阶级也是不会兴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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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在党内斗争中不从爱护同志的观点出发,不是为了团结、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进行争论。就是一味进行斗争,这是很大的错误。有的人不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中解放出来,而是借他犯错误,把他打下去。说到这里,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的时候,孤竹君的两个公子——伯夷、叔齐在半路上拦住西周的军队,对周武王说:商纣王虽然是暴君,但你作为臣子,用兵去杀国君,这不是“以暴易暴”吗?毛泽东借古喻今,告诉大家:如果拿错误路线对错误路线,把一部分打下去,以这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这就是伯夷、叔齐说的“以暴易暴”。这样搞就是大鱼吃小鱼,就会给党内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空气。我们党内就不好过日子,无论是党员、干部都不大好过日子,天天怕人家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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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了这些道理,最后联系到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说:要在我们党内造成这样的空气,就是互相信赖。原则问题一定要争,但是要从弄清思想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治病救人”的观点出发。反张国焘的斗争搞得比较好,但是还不够,其中还有毛病。如果把那次反张国焘路线拿到现在,就会进行得更慎重一些。张国焘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我们也企图挽救他,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还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反张国焘路线,在群众中、在抗大、在军队中的某些方式,就没有整风以后的现在这样好,还有一些粗暴。那一次我们团结了绝大多数人,除了张国焘、何畏、朱德崇这样三两个人之外。许多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是好的,这一次我们要彻底把问题弄清楚,要有分寸,要有分析。这个分析中,一分是一分,一寸是一寸。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全党,造成党内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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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在座有不少同志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讲了时局与任务的问题后,又谈到一、四方面军干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得到的材料,四方面军干部轻视一方面军的没有,就是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对他们轻视,甚至个别地方还挤开。凡是发生这种缺点的地方,责任应是一方面军的。这种关系必须改善,国焘路线已经没有了,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有伟大的功绩。毛泽东提高了声调,郑重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宣布,如果抹杀这一点,就是不对的。要去掉轻视的看法,要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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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毛泽东指出:要历史地评价同志,态度要好,在使用上要看德(品德)、才(才能)、资(资历)三方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关系是搞不好的。记得抗战开始时,385旅中的一、四方面军干部,有的团结好,有的团结不好。派了一个指导员去工作,一去就反国焘路线。把违反群众利益的问题也当国焘路线。有次他给战士们出个题目:“毛泽东学问好,还是张国焘学问好?”结果战士们说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讲到这里,风趣地说:战士们讲得有道理,不然我为什么派那么一个糊涂指导员去工作呢?我是没有学问的。这个小故事引起大家的笑声。毛泽东言归正传说:以后华北回来的同志谈到关系没有解决,为此中央作了一、四方面军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今天要严正地采取具体步骤,就是以上所说的那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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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自我批评的口气谈起1937年反国焘路线斗争中的一些失误。他说:1937年反国焘路线是有些过分的,在抗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的人家根本不想听了还要讲。关于抗大暴动的事情,说许世友等人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一个教训:是过火斗争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搞过火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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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诚恳的态度,深深感动着在座的每个四方面军干部。他们从心里感到中央是信任他们的,是理解他们的。过去受的委屈和背的包袱也都随风而去了。还是毛泽东能团结人,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就能胜利。这些四方面军干部轻装上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涌现出一大批骁勇善战的猛将。建国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优秀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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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回忆录,只写到他叛变为止。以后四十年的漫长生涯却只字不提。如果真像他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摆脱中共是弃暗投明,那他何以不说说他的光明生活呢?历史事实证明,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尽屈辱,直至最后被一脚踢开,去过流亡海外的穷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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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投靠国民党的初期,确实是踌躇满志,想干出一番“成绩”,向蒋介石表现他的才干。当他获悉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的长篇声明。公然诬蔑“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的轴心而转动”。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9]彻底露出了他的叛徒嘴脸。蒋介石起初对张国焘也寄予厚望,很快就接见了他,授予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陈立夫等国民党政要也纷纷拜访,向他请教反共策略。为了保证张国焘一家的安全,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在武昌给张国焘安排了秘密住所,并派专人保卫。国民党以为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来降,大概很快就可以搞垮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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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国焘行动起来之后,却四处碰壁,一事无成。他听说陈独秀暂居武汉,便托蔡孟坚找到陈,并几次上门拜访。他们两人有师生关系,又是“五四”和建党的同事,自然很有话说。陈独秀还记得张国焘在上海叫卖《新青年》杂志的情景。谈话间,张国焘表示要重建一个“共产党”,想请陈独秀出山。陈独秀沉默不答,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虽然对当年开除他出党表示不服,对王明诬陷他为“托派”表示愤怒,但这毕竟是党内的争端。而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这样的血海深仇陈独秀是不会忘记的。所以,他不会受张国焘的摆布,来为国民党效劳。陈独秀请包惠僧转达口信给张国焘:他没有能耐来组织新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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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当然要发挥这个叛徒的作用。张国焘原指望在国民政府中捞个大官,没想到蒋介石把他交给戴笠,要他去军统“帮忙”。戴笠得到张国焘,大喜过望。凡是吃喝应酬都带着张国焘去充门面。请客之前戴笠还要特地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是共产党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就这样,张国焘从叛徒又堕落了一步,成为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当了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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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酒席是不能白吃的。张国焘做了军统的人,就得为特务组织卖力。他向戴笠提出要办训练班,教国民党特务如何打进共产党内部搞策反和破坏。戴笠满口答应,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第一期开办时,有各地挑选来的一百多人。张国焘给他们讲共产党的情况,给他们分析研究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骗取信任。然而真正运用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张国焘派几个特务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边区策反,这些家伙都是有去无回。张国焘白忙了半天,让戴笠赔钱又赔人,特务们对张国焘讲的那套空理论也都很不耐烦。在无可奈何之下,短命的训练班办了两期就停掉了。后来胡宗南向戴笠建议:利用张国焘在红军中的关系,在八路军中搞些策反。张国焘写了多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山西的八路军根据地,也都没有下文。张国焘开头向戴笠夸口,保证很快就在延安建立国民党的情报站。结果试了几次,根本没有可能。为了向蒋介石交代,戴笠只好在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洛川县建立了一个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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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特务是很实惠的,他们需要叛徒就是想得到确切的情报。张国焘在军统,不断有特务来找他了解情况,让他提供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具体线索。这使张国焘非常尴尬,他是想当领袖和大官的人,当这种“眼线”未免太掉价。说实话,中共地下组织的具体情况,他也不可能知道。他尽其所知回答特务的提问,仍然不能满足对方,逼得他只好躲到同乡蔡孟坚家,竟说是来“避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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