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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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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干部因张国焘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是相当大的。但是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叛变以外，绝大多数同志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尽管他们的职务降得很低，不受重用，不能到前方带兵打仗。但是他们没有怨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毛泽东感到：能否正确对待四方面军干部，是关系到党的团结的大事。这个问题必须公开提出来，并且一定要处理好。在1942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专门讨论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作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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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拔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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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期间，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1937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从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亦已经收到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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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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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的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是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离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内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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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党政军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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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的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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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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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1942年7月2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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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下达之后，毛泽东不断向部队了解落实的情况。前方的同志回来开会和汇报工作，毛泽东常常问起这方面的问题。他意识到消除山头和宗派主义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中央下个指示就能完全消灭的。最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认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教育全党全军的干部战士。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我们的党和军队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在延安整风中，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为搞好党内团结，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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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在谈到整顿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时说：在我党二十多年的历史上，曾有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如果说还有第三次，那就是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我们清算分析他们的错误对不对呢？是对的，完全应该的。但是有没有缺点呢？有缺点。这就是没有着重把同志们的思想搞清楚，而是着重于算少数人的账。似乎认为只要把那个人打倒了，天下就太平了。人是打倒了，天下太平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把错误的东西打倒了天下还没有太平呢？就是因为没有搞通思想，没有看到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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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1942年整风文件上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方针适合于对每个同志。凡是无产阶级内部、革命阵线内部的问题，无论是谁，无论是大小的问题，都应该按照正确的原则在思想上搞清楚。使我们的步骤趋于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起来，共同去对付敌人。如果在革命的政党和群众的内部不采取这样的方针，而是霸道的方针、打击的方针、宗派主义的方针，那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那种错误的方针。即利用机会挤掉人家，以这一个小团体代替那一个小团体，以这一个系统代替那一个系统。这样多的宗派小集团的政党，是不会兴旺的。这样的阶级也是不会兴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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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在党内斗争中不从爱护同志的观点出发，不是为了团结、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进行争论。就是一味进行斗争，这是很大的错误。有的人不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中解放出来，而是借他犯错误，把他打下去。说到这里，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的时候，孤竹君的两个公子——伯夷、叔齐在半路上拦住西周的军队，对周武王说：商纣王虽然是暴君，但你作为臣子，用兵去杀国君，这不是“以暴易暴”吗？毛泽东借古喻今，告诉大家：如果拿错误路线对错误路线，把一部分打下去，以这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这就是伯夷、叔齐说的“以暴易暴”。这样搞就是大鱼吃小鱼，就会给党内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空气。我们党内就不好过日子，无论是党员、干部都不大好过日子，天天怕人家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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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了这些道理，最后联系到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说：要在我们党内造成这样的空气，就是互相信赖。原则问题一定要争，但是要从弄清思想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治病救人”的观点出发。反张国焘的斗争搞得比较好，但是还不够，其中还有毛病。如果把那次反张国焘路线拿到现在，就会进行得更慎重一些。张国焘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我们也企图挽救他，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还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反张国焘路线，在群众中、在抗大、在军队中的某些方式，就没有整风以后的现在这样好，还有一些粗暴。那一次我们团结了绝大多数人，除了张国焘、何畏、朱德崇这样三两个人之外。许多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是好的，这一次我们要彻底把问题弄清楚，要有分寸，要有分析。这个分析中，一分是一分，一寸是一寸。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全党，造成党内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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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在座有不少同志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讲了时局与任务的问题后，又谈到一、四方面军干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得到的材料，四方面军干部轻视一方面军的没有，就是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对他们轻视，甚至个别地方还挤开。凡是发生这种缺点的地方，责任应是一方面军的。这种关系必须改善，国焘路线已经没有了，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有伟大的功绩。毛泽东提高了声调，郑重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宣布，如果抹杀这一点，就是不对的。要去掉轻视的看法，要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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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毛泽东指出：要历史地评价同志，态度要好，在使用上要看德（品德）、才（才能）、资（资历）三方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关系是搞不好的。记得抗战开始时，385旅中的一、四方面军干部，有的团结好，有的团结不好。派了一个指导员去工作，一去就反国焘路线。把违反群众利益的问题也当国焘路线。有次他给战士们出个题目：“毛泽东学问好，还是张国焘学问好？”结果战士们说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讲到这里，风趣地说：战士们讲得有道理，不然我为什么派那么一个糊涂指导员去工作呢？我是没有学问的。这个小故事引起大家的笑声。毛泽东言归正传说：以后华北回来的同志谈到关系没有解决，为此中央作了一、四方面军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今天要严正地采取具体步骤，就是以上所说的那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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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自我批评的口气谈起1937年反国焘路线斗争中的一些失误。他说：1937年反国焘路线是有些过分的，在抗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的人家根本不想听了还要讲。关于抗大暴动的事情，说许世友等人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一个教训：是过火斗争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搞过火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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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诚恳的态度，深深感动着在座的每个四方面军干部。他们从心里感到中央是信任他们的，是理解他们的。过去受的委屈和背的包袱也都随风而去了。还是毛泽东能团结人，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就能胜利。这些四方面军干部轻装上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涌现出一大批骁勇善战的猛将。建国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优秀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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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回忆录，只写到他叛变为止。以后四十年的漫长生涯却只字不提。如果真像他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摆脱中共是弃暗投明，那他何以不说说他的光明生活呢？历史事实证明，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尽屈辱，直至最后被一脚踢开，去过流亡海外的穷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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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投靠国民党的初期，确实是踌躇满志，想干出一番“成绩”，向蒋介石表现他的才干。当他获悉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的长篇声明。公然诬蔑“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的轴心而转动”。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9]彻底露出了他的叛徒嘴脸。蒋介石起初对张国焘也寄予厚望，很快就接见了他，授予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陈立夫等国民党政要也纷纷拜访，向他请教反共策略。为了保证张国焘一家的安全，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在武昌给张国焘安排了秘密住所，并派专人保卫。国民党以为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来降，大概很快就可以搞垮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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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国焘行动起来之后，却四处碰壁，一事无成。他听说陈独秀暂居武汉，便托蔡孟坚找到陈，并几次上门拜访。他们两人有师生关系，又是“五四”和建党的同事，自然很有话说。陈独秀还记得张国焘在上海叫卖《新青年》杂志的情景。谈话间，张国焘表示要重建一个“共产党”，想请陈独秀出山。陈独秀沉默不答，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虽然对当年开除他出党表示不服，对王明诬陷他为“托派”表示愤怒，但这毕竟是党内的争端。而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这样的血海深仇陈独秀是不会忘记的。所以，他不会受张国焘的摆布，来为国民党效劳。陈独秀请包惠僧转达口信给张国焘：他没有能耐来组织新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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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当然要发挥这个叛徒的作用。张国焘原指望在国民政府中捞个大官，没想到蒋介石把他交给戴笠，要他去军统“帮忙”。戴笠得到张国焘，大喜过望。凡是吃喝应酬都带着张国焘去充门面。请客之前戴笠还要特地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是共产党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就这样，张国焘从叛徒又堕落了一步，成为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当了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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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酒席是不能白吃的。张国焘做了军统的人，就得为特务组织卖力。他向戴笠提出要办训练班，教国民党特务如何打进共产党内部搞策反和破坏。戴笠满口答应，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第一期开办时，有各地挑选来的一百多人。张国焘给他们讲共产党的情况，给他们分析研究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骗取信任。然而真正运用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张国焘派几个特务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边区策反，这些家伙都是有去无回。张国焘白忙了半天，让戴笠赔钱又赔人，特务们对张国焘讲的那套空理论也都很不耐烦。在无可奈何之下，短命的训练班办了两期就停掉了。后来胡宗南向戴笠建议：利用张国焘在红军中的关系，在八路军中搞些策反。张国焘写了多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山西的八路军根据地，也都没有下文。张国焘开头向戴笠夸口，保证很快就在延安建立国民党的情报站。结果试了几次，根本没有可能。为了向蒋介石交代，戴笠只好在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洛川县建立了一个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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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特务是很实惠的，他们需要叛徒就是想得到确切的情报。张国焘在军统，不断有特务来找他了解情况，让他提供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具体线索。这使张国焘非常尴尬，他是想当领袖和大官的人，当这种“眼线”未免太掉价。说实话，中共地下组织的具体情况，他也不可能知道。他尽其所知回答特务的提问，仍然不能满足对方，逼得他只好躲到同乡蔡孟坚家，竟说是来“避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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