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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国焘一点作用没起，也冤枉他。几年中还是有几个人投靠了他。一个是何畏，他看到张国焘逃跑了，想想自己是张国焘的亲信，怕将来没好下场。于是向中央请假去西安治病。何畏身上有伤是实，中央批准并给了路费。何畏到了西安就叛变投敌，没想到国民党不相信他，把他关起来审问了半年，张国焘知道后求戴笠帮忙，何畏才来到重庆见张国焘。二人相见后，何畏“大哭大悔”，说是失去了大批部队归向的机会。其实国民党才不傻，张国焘都带不出部队来，何畏又能有多大本事？过了两年，原红33军参谋长朱德崇，在冀鲁豫军区当个团级干部，因搞腐化被人发现，怕挨处分，就叛变投了张国焘。戴笠听了张国焘汇报马上问：这位团长的队伍开到了什么地方？张说：是团长先出来的，联系好了再去带部队。戴笠立刻没了情绪，知道张国焘又在吹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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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好军统，张国焘竟然去做出卖人格的事情。1942年军统在重庆逮捕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张国焘亲自前去劝降。他自我介绍的时候，那位党员为之一惊。当张国焘说像自己这样地位高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意投向国民党的话时，那位党员很坚决地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好厚着脸皮说：我是为了你好，你再考虑考虑，便灰溜溜离开了。后来这位党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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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军统待了几年，光吹牛不见实效。戴笠也看透了这块“宝贝”，据他的经验，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已经批倒批臭，谁也不会再跟他走了。当然他也不否认这与共产党组织严密、防范有力，有很大关系。于是张国焘渐渐受到冷落，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是很鄙视的，他曾对戴笠说过：对共产党叛变过来的人，只能利用，不能亲近。因为他们能叛变共产党，有朝一日也会叛变我们。戴笠又把蒋介石的话传达给部下。所以，军统特务们也看不起张国焘，时不时给他穿小鞋、找岔子，原来给他的优厚待遇也渐渐消失了。有一次军统进了几部新的小汽车，沈醉等特务头子都在那里试车玩。突然有人报告张国焘要用车，沈醉有车不派，故意让给他派一辆三轮破车。旁人都知道他在整张国焘，哄笑一阵。等张国焘被雨水淋得透湿，坐着三轮过来，看到这么多新车不给他用，不由得大发脾气。沈醉根本不买账，拍着桌子对他喝道：“张主席，请你收起这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张国焘羞得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后来戴笠知道，大骂沈醉不懂事。说张国焘虽然没起多少作用，但不能说他没卖力。而且张国焘毕竟是有影响的人物，如果外边知道我们对他不好，会使一些想来投奔的人感到寒心。虽然沈醉向张国焘赔礼道歉，张国焘却已经寒了心。他沉痛地对“托派”郑学稼说：“我是身家不清白的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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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朱家骅在重庆任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他与张国焘是北大校友，凭着这层关系，朱家骅安排张国焘在“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当了主任委员。这也是一个虚职。张国焘去办了几天公，对国民党机关中那套作风很不适应，对朋友说他在那里“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后来经朱家骅建议，蒋介石委任张国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是国民党搞的“民主”把戏，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则把参政会当作与各民主党派搞统一战线的活动场所。张国焘当上委员，觉得地位高了，很有面子。但出席会议时，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根本不理他，其他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不和他接触。张国焘蹲在角落里，非常孤立。到1945年抗战结束，张国焘的参政员也被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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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郑介民接管军统，进行内部变动和裁员。张国焘在军统混不下去，以同乡关系去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的熊式辉。熊式辉又把张推荐给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委任张国焘出任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的署长。军统的人听说，都羡慕张国焘得了个肥缺。但是张国焘既无在国民党内当主官的经验，手下也没有可靠的人。他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配合下才能进行。也是张国焘命中注定，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正是他的冤家对头。王陵基原是四川军阀，当年在通南巴地区被红四方面军打得狼狈不堪，大败而逃。刘湘不仅撤了王陵基的职，还把他拘禁数月。王陵基现在与张国焘共事，处处刁难张国焘，对张常加非礼，有意排挤。一次张国焘到省府出席会议，讨论维修公路问题。王陵基规定搞“义务征工”，每个壮丁出劳役三天。张国焘认为出劳役不合适，应该付给酬金。王陵基嘲讽地说：“义务征工”是当年蒋委员长在江西剿共时定下的规矩，多年都是这么办的。张先生是从延安投奔来的，不知道这些事也就不足为怪啦。跟这些军阀没理可讲，仅仅两三个月，张国焘就干不下去了。这一连串打击使张国焘情绪低落，每天在家中找几个朋友打麻将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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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辞职后，移居上海。1948年他筹了一笔钱，与几个反共文人魏道明、郑学稼等办了一个《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的理论宣传。这年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和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深入展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崩溃已成定局。军统头子毛人凤秘密安排后事。他指示手下特务：凡是共产党的叛徒，都要留在大陆，一个也不许到台湾去。在上海，毛人凤请张国焘吃饭，对张国焘说：经我们研究，共产党来了绝不会杀你。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便多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毛人凤特别强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是“老头子”的决定。张国焘沉思良久，声音低沉地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绝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在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说完，张国焘告辞而去。沈醉在一旁感到毛人凤太冷酷，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过去他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15]不仅张国焘被抛弃，其他如何畏、徐梦秋等也都落个同样下场。在南京解放前夕，何畏绝望投江自杀。徐梦秋新中国成立后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受到应有的惩罚。张国焘后来听说何畏的死讯，伤心地流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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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没有服从毛人凤的命令，于1948年底逃往台湾，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栖身。国民党当局对他不管不问，不久他的房子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强占。张国焘在台湾无法待下去，便于1949年初移居香港。他与顾孟余等人以“第三势力”的名义创办《中国之声》杂志，当时人心惶惶，百物腾贵，谁还顾得上理会张国焘的那些东西。杂志不久又告夭折。张国焘资产不多，在香港难以维持生活。朝鲜战争期间香港金价上涨，张国焘以全部家产5000美元投入市场做黄金生意，不料行情暴跌，张国焘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贴进老本，真是一贫如洗。幸亏大儿子张海威在学校教书，收入勉强能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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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贫困潦倒，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也许此时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眼看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光明。而蒋介石在台湾靠美国扶植，苟延残喘。他又萌发了回国内定居的念头。1953年张国焘托人带信给中共中央，表示想回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转告带信人：张国焘要回来也可以，但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中央交代他在叛变投敌期间的一切行为。张国焘不接受这些条件，回国的事就搁置起来。[16]他又向中央请求让他的二儿子张楚湘回来上学。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楚湘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五年，毕业后回港行医，有了稳定收入。张国焘多少感到了党的政策的宽大，逐渐与国民党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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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台湾和海外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人多次来找张国焘，有些是出于反共目的搞情报的。张国焘表现谨慎，拒绝与自称左派或右派的人士接触。1961年，他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邀请，开始撰写《我的回忆》。历时四年，写完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由于时代的间隔和查不到当年的文电原件，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史实错误。但是他毕竟写了一部在中国共产党内十八年的完整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由于他的立场没有改变，对中央批判他的错误路线仍是耿耿于怀，死不认账。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描述，更是发泄他内心的仇恨。但是这本书中也确实叙述了党的初期和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往事，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特别是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战斗经历的叙述，还可见他的怀旧之情。这部回忆录1965年在香港《明报》杂志连载，又出版了单行本，引起海外关注。张国焘在撰写期间，每月由堪萨斯大学付给2000港币生活费，出书后又得到一笔稿费。夫人杨子烈也写了回忆录《往事如烟》，二人的稿费和版税收入，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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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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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场运动也波及香港。张国焘眼看刘少奇、彭真等一大批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被打倒批斗，红卫兵“破四旧”和抄家之风愈演愈烈。想起他过去与毛泽东的恩怨，张国焘自觉在劫难逃。当时香港街头也出现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张国焘惶恐不安，几次请求香港警方“提供保护”。但是张国焘在港英当局眼里不过是平民百姓，不可能为他昼夜站岗。张国焘感觉难保安全，便于1968年移民加拿大，投靠在那里留学的两个儿子。1977年张国焘身患中风，半身不遂。杨子烈在香港生活时因跌坏盆骨，也行动不便。儿子媳妇都有职业，不能照顾他们。于是张国焘申请住进多伦多市的免费老人病院，杨子烈住进养老院自理生活。儿女有空轮流前来探望。这个老人病院老人多而医生护士少，除了供给一日三餐和隔日洗澡，平时老人招呼多不理会。1977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天气严寒。而病院内暖气时常中断，终日躺在病床上的张国焘，有时转身被子掉落地上，自己无法拾起，叫人也无人来助，只能咬紧牙关忍受寒冷。12月3日5时起，他突然大呕大吐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医生来诊断，已经气绝身亡。当杨子烈及子女闻讯赶来，张国焘已停尸太平间。一家人痛哭愤恨，杨子烈在电话中对蔡孟坚说：“我们作共产党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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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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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子烈：《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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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册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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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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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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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先念传》第10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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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凯旋：《许世友之谜》，1995年5月19日《南方周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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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歆耕：《虽九死兮犹未悔——红军女团长王泉媛的人生片断》，1993年7月9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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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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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盛仁学编：《张国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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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姚金果：《张国焘传》下篇第16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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