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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党政军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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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的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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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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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1942年7月2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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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下达之后，毛泽东不断向部队了解落实的情况。前方的同志回来开会和汇报工作，毛泽东常常问起这方面的问题。他意识到消除山头和宗派主义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中央下个指示就能完全消灭的。最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认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教育全党全军的干部战士。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我们的党和军队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在延安整风中，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为搞好党内团结，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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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在谈到整顿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时说：在我党二十多年的历史上，曾有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如果说还有第三次，那就是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我们清算分析他们的错误对不对呢？是对的，完全应该的。但是有没有缺点呢？有缺点。这就是没有着重把同志们的思想搞清楚，而是着重于算少数人的账。似乎认为只要把那个人打倒了，天下就太平了。人是打倒了，天下太平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把错误的东西打倒了天下还没有太平呢？就是因为没有搞通思想，没有看到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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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1942年整风文件上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方针适合于对每个同志。凡是无产阶级内部、革命阵线内部的问题，无论是谁，无论是大小的问题，都应该按照正确的原则在思想上搞清楚。使我们的步骤趋于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起来，共同去对付敌人。如果在革命的政党和群众的内部不采取这样的方针，而是霸道的方针、打击的方针、宗派主义的方针，那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那种错误的方针。即利用机会挤掉人家，以这一个小团体代替那一个小团体，以这一个系统代替那一个系统。这样多的宗派小集团的政党，是不会兴旺的。这样的阶级也是不会兴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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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在党内斗争中不从爱护同志的观点出发，不是为了团结、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进行争论。就是一味进行斗争，这是很大的错误。有的人不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中解放出来，而是借他犯错误，把他打下去。说到这里，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的时候，孤竹君的两个公子——伯夷、叔齐在半路上拦住西周的军队，对周武王说：商纣王虽然是暴君，但你作为臣子，用兵去杀国君，这不是“以暴易暴”吗？毛泽东借古喻今，告诉大家：如果拿错误路线对错误路线，把一部分打下去，以这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这就是伯夷、叔齐说的“以暴易暴”。这样搞就是大鱼吃小鱼，就会给党内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空气。我们党内就不好过日子，无论是党员、干部都不大好过日子，天天怕人家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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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了这些道理，最后联系到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说：要在我们党内造成这样的空气，就是互相信赖。原则问题一定要争，但是要从弄清思想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治病救人”的观点出发。反张国焘的斗争搞得比较好，但是还不够，其中还有毛病。如果把那次反张国焘路线拿到现在，就会进行得更慎重一些。张国焘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我们也企图挽救他，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还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反张国焘路线，在群众中、在抗大、在军队中的某些方式，就没有整风以后的现在这样好，还有一些粗暴。那一次我们团结了绝大多数人，除了张国焘、何畏、朱德崇这样三两个人之外。许多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是好的，这一次我们要彻底把问题弄清楚，要有分寸，要有分析。这个分析中，一分是一分，一寸是一寸。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全党，造成党内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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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在座有不少同志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讲了时局与任务的问题后，又谈到一、四方面军干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得到的材料，四方面军干部轻视一方面军的没有，就是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对他们轻视，甚至个别地方还挤开。凡是发生这种缺点的地方，责任应是一方面军的。这种关系必须改善，国焘路线已经没有了，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有伟大的功绩。毛泽东提高了声调，郑重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宣布，如果抹杀这一点，就是不对的。要去掉轻视的看法，要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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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毛泽东指出：要历史地评价同志，态度要好，在使用上要看德（品德）、才（才能）、资（资历）三方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关系是搞不好的。记得抗战开始时，385旅中的一、四方面军干部，有的团结好，有的团结不好。派了一个指导员去工作，一去就反国焘路线。把违反群众利益的问题也当国焘路线。有次他给战士们出个题目：“毛泽东学问好，还是张国焘学问好？”结果战士们说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讲到这里，风趣地说：战士们讲得有道理，不然我为什么派那么一个糊涂指导员去工作呢？我是没有学问的。这个小故事引起大家的笑声。毛泽东言归正传说：以后华北回来的同志谈到关系没有解决，为此中央作了一、四方面军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今天要严正地采取具体步骤，就是以上所说的那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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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自我批评的口气谈起1937年反国焘路线斗争中的一些失误。他说：1937年反国焘路线是有些过分的，在抗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的人家根本不想听了还要讲。关于抗大暴动的事情，说许世友等人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一个教训：是过火斗争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搞过火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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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诚恳的态度，深深感动着在座的每个四方面军干部。他们从心里感到中央是信任他们的，是理解他们的。过去受的委屈和背的包袱也都随风而去了。还是毛泽东能团结人，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就能胜利。这些四方面军干部轻装上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涌现出一大批骁勇善战的猛将。建国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优秀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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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回忆录，只写到他叛变为止。以后四十年的漫长生涯却只字不提。如果真像他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摆脱中共是弃暗投明，那他何以不说说他的光明生活呢？历史事实证明，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尽屈辱，直至最后被一脚踢开，去过流亡海外的穷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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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投靠国民党的初期，确实是踌躇满志，想干出一番“成绩”，向蒋介石表现他的才干。当他获悉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的长篇声明。公然诬蔑“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的轴心而转动”。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9]彻底露出了他的叛徒嘴脸。蒋介石起初对张国焘也寄予厚望，很快就接见了他，授予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陈立夫等国民党政要也纷纷拜访，向他请教反共策略。为了保证张国焘一家的安全，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在武昌给张国焘安排了秘密住所，并派专人保卫。国民党以为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来降，大概很快就可以搞垮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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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国焘行动起来之后，却四处碰壁，一事无成。他听说陈独秀暂居武汉，便托蔡孟坚找到陈，并几次上门拜访。他们两人有师生关系，又是“五四”和建党的同事，自然很有话说。陈独秀还记得张国焘在上海叫卖《新青年》杂志的情景。谈话间，张国焘表示要重建一个“共产党”，想请陈独秀出山。陈独秀沉默不答，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虽然对当年开除他出党表示不服，对王明诬陷他为“托派”表示愤怒，但这毕竟是党内的争端。而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这样的血海深仇陈独秀是不会忘记的。所以，他不会受张国焘的摆布，来为国民党效劳。陈独秀请包惠僧转达口信给张国焘：他没有能耐来组织新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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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当然要发挥这个叛徒的作用。张国焘原指望在国民政府中捞个大官，没想到蒋介石把他交给戴笠，要他去军统“帮忙”。戴笠得到张国焘，大喜过望。凡是吃喝应酬都带着张国焘去充门面。请客之前戴笠还要特地告诉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是共产党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就这样，张国焘从叛徒又堕落了一步，成为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当了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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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酒席是不能白吃的。张国焘做了军统的人，就得为特务组织卖力。他向戴笠提出要办训练班，教国民党特务如何打进共产党内部搞策反和破坏。戴笠满口答应，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第一期开办时，有各地挑选来的一百多人。张国焘给他们讲共产党的情况，给他们分析研究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骗取信任。然而真正运用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张国焘派几个特务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边区策反，这些家伙都是有去无回。张国焘白忙了半天，让戴笠赔钱又赔人，特务们对张国焘讲的那套空理论也都很不耐烦。在无可奈何之下，短命的训练班办了两期就停掉了。后来胡宗南向戴笠建议：利用张国焘在红军中的关系，在八路军中搞些策反。张国焘写了多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山西的八路军根据地，也都没有下文。张国焘开头向戴笠夸口，保证很快就在延安建立国民党的情报站。结果试了几次，根本没有可能。为了向蒋介石交代，戴笠只好在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洛川县建立了一个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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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特务是很实惠的，他们需要叛徒就是想得到确切的情报。张国焘在军统，不断有特务来找他了解情况，让他提供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具体线索。这使张国焘非常尴尬，他是想当领袖和大官的人，当这种“眼线”未免太掉价。说实话，中共地下组织的具体情况，他也不可能知道。他尽其所知回答特务的提问，仍然不能满足对方，逼得他只好躲到同乡蔡孟坚家，竟说是来“避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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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国焘一点作用没起，也冤枉他。几年中还是有几个人投靠了他。一个是何畏，他看到张国焘逃跑了，想想自己是张国焘的亲信，怕将来没好下场。于是向中央请假去西安治病。何畏身上有伤是实，中央批准并给了路费。何畏到了西安就叛变投敌，没想到国民党不相信他，把他关起来审问了半年，张国焘知道后求戴笠帮忙，何畏才来到重庆见张国焘。二人相见后，何畏“大哭大悔”，说是失去了大批部队归向的机会。其实国民党才不傻，张国焘都带不出部队来，何畏又能有多大本事？过了两年，原红33军参谋长朱德崇，在冀鲁豫军区当个团级干部，因搞腐化被人发现，怕挨处分，就叛变投了张国焘。戴笠听了张国焘汇报马上问：这位团长的队伍开到了什么地方？张说：是团长先出来的，联系好了再去带部队。戴笠立刻没了情绪，知道张国焘又在吹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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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好军统，张国焘竟然去做出卖人格的事情。1942年军统在重庆逮捕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张国焘亲自前去劝降。他自我介绍的时候，那位党员为之一惊。当张国焘说像自己这样地位高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意投向国民党的话时，那位党员很坚决地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好厚着脸皮说：我是为了你好，你再考虑考虑，便灰溜溜离开了。后来这位党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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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军统待了几年，光吹牛不见实效。戴笠也看透了这块“宝贝”，据他的经验，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已经批倒批臭，谁也不会再跟他走了。当然他也不否认这与共产党组织严密、防范有力，有很大关系。于是张国焘渐渐受到冷落，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是很鄙视的，他曾对戴笠说过：对共产党叛变过来的人，只能利用，不能亲近。因为他们能叛变共产党，有朝一日也会叛变我们。戴笠又把蒋介石的话传达给部下。所以，军统特务们也看不起张国焘，时不时给他穿小鞋、找岔子，原来给他的优厚待遇也渐渐消失了。有一次军统进了几部新的小汽车，沈醉等特务头子都在那里试车玩。突然有人报告张国焘要用车，沈醉有车不派，故意让给他派一辆三轮破车。旁人都知道他在整张国焘，哄笑一阵。等张国焘被雨水淋得透湿，坐着三轮过来，看到这么多新车不给他用，不由得大发脾气。沈醉根本不买账，拍着桌子对他喝道：“张主席，请你收起这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张国焘羞得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后来戴笠知道，大骂沈醉不懂事。说张国焘虽然没起多少作用，但不能说他没卖力。而且张国焘毕竟是有影响的人物，如果外边知道我们对他不好，会使一些想来投奔的人感到寒心。虽然沈醉向张国焘赔礼道歉，张国焘却已经寒了心。他沉痛地对“托派”郑学稼说：“我是身家不清白的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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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朱家骅在重庆任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他与张国焘是北大校友，凭着这层关系，朱家骅安排张国焘在“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当了主任委员。这也是一个虚职。张国焘去办了几天公，对国民党机关中那套作风很不适应，对朋友说他在那里“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后来经朱家骅建议，蒋介石委任张国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是国民党搞的“民主”把戏，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则把参政会当作与各民主党派搞统一战线的活动场所。张国焘当上委员，觉得地位高了，很有面子。但出席会议时，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根本不理他，其他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不和他接触。张国焘蹲在角落里，非常孤立。到1945年抗战结束，张国焘的参政员也被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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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郑介民接管军统，进行内部变动和裁员。张国焘在军统混不下去，以同乡关系去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的熊式辉。熊式辉又把张推荐给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委任张国焘出任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的署长。军统的人听说，都羡慕张国焘得了个肥缺。但是张国焘既无在国民党内当主官的经验，手下也没有可靠的人。他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配合下才能进行。也是张国焘命中注定，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正是他的冤家对头。王陵基原是四川军阀，当年在通南巴地区被红四方面军打得狼狈不堪，大败而逃。刘湘不仅撤了王陵基的职，还把他拘禁数月。王陵基现在与张国焘共事，处处刁难张国焘，对张常加非礼，有意排挤。一次张国焘到省府出席会议，讨论维修公路问题。王陵基规定搞“义务征工”，每个壮丁出劳役三天。张国焘认为出劳役不合适，应该付给酬金。王陵基嘲讽地说：“义务征工”是当年蒋委员长在江西剿共时定下的规矩，多年都是这么办的。张先生是从延安投奔来的，不知道这些事也就不足为怪啦。跟这些军阀没理可讲，仅仅两三个月，张国焘就干不下去了。这一连串打击使张国焘情绪低落，每天在家中找几个朋友打麻将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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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辞职后，移居上海。1948年他筹了一笔钱，与几个反共文人魏道明、郑学稼等办了一个《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的理论宣传。这年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和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深入展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崩溃已成定局。军统头子毛人凤秘密安排后事。他指示手下特务：凡是共产党的叛徒，都要留在大陆，一个也不许到台湾去。在上海，毛人凤请张国焘吃饭，对张国焘说：经我们研究，共产党来了绝不会杀你。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便多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毛人凤特别强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是“老头子”的决定。张国焘沉思良久，声音低沉地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绝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在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说完，张国焘告辞而去。沈醉在一旁感到毛人凤太冷酷，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过去他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15]不仅张国焘被抛弃，其他如何畏、徐梦秋等也都落个同样下场。在南京解放前夕，何畏绝望投江自杀。徐梦秋新中国成立后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受到应有的惩罚。张国焘后来听说何畏的死讯，伤心地流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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