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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君赵匡胤 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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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朝的科举，并没有因为建立新政权而耽误。大宋朝通过科举考试，建隆元年得合格进士十九人，建隆二年得进士合格者十一人，建隆三年进士十五人；建隆四年（乾德元年）进士八人；乾德二年进士八人；乾德三年进士七人；乾德四年进士六人，诸科九人；乾德五年进士十一人；乾德六年（开宝元年）进士十人；开宝二年进士七人；开宝三年进士八人；开宝四年进士十人；开宝五年进士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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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把关严格，每年进士录取人数十分有限，跟不上国家对于人才需求的发展形势要求。从乾德四年开始，宋朝科举考试又增加了“诸科”项目，录取人才数量，还是很有限，而且此后若干年，诸科都没有入选人员。一方面是诸科不常设，一方面也是没有合适参考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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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得简单解释一下进士与诸科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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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考试起初只有进士。进士的考试内容主要有诗、赋、论、策，还有帖经和墨义等。“诗赋”主要是延续唐代的做法，用来检验考生的文辞、文采，也能考验作诗赋者的见识是否广博。“论”主要考察考生对古代的经典，是否有自己的见解；就是让考生们谈自己对于经典的理解。“策”主要考察考生对于现实问题是否关注，是否有自己的想法，是否能提出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帖经”就是今天的填空，把经文中的某些字词去掉，让考生再填上去。宋初帖经的对象主要就是《论语》。“墨义”就是默写，把经典从哪到哪，全部默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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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进士的考试项目。帖经和墨义在宋代科举中，从一开始就不受重视，因为死记硬背经典没用，主考官基本也不把这两项内容当成录取的参照，差不多形同虚设。论和策的区别主要在于：“论”重视的是理论性；“策”重视的是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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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科是用来考核参加考试者对某一部经典，或某一门专门学问的熟悉和掌握程度。比如“三经”（《诗经》《书经》《易经》）、“三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类。通晓这些专门经典或者经典门类，就通晓了从古到今的某方面的事宜。比如通晓了“三礼”，就一定会对古代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有深入的了解，就一定会对国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从事礼仪活动，有重要的指导和措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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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选用人才从汉代开始的察举制度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度都是一种“荐举”制度。就是用推荐的方式选用人才。一直到北周结束以后，甚至直到唐代，这种“荐举”制度都还在用人过程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这种制度虽然起初的立意是为了摆脱世袭，实际上还留有很强的世袭阴影。因为被考察人是否能够成为被举荐的对象，被定为九品中的哪一品，主要还是操控在主管考察的官员们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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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以后，文帝杨坚在北周废弃了用门第作为取用人才标准的基础上，又废除由“中正”官来推荐人才的制度。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下令各个地方州郡，每年必须向中央提供三位后备官员人选。这些人选经过中央考核之后，可用的就授予官职，不可用的就不用。推荐了不可用的官员，地方州郡还要担负责任。这就是科举了，虽然正式以考试的方式选用人才的科举制度，是在隋炀帝的时代才开始实行，但是科举的最早先声，应该是隋文帝杨坚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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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隋朝的基础上，科举的规模越来越大，也形成了州郡和中央两级考试的制度，每年举行科举考试。科举在形式上已经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好像科举的事业已经大功告成。实际上还差得相当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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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试内容上看，唐代的科举对考生治理国家的能力和理解经典的能力重视不足，主要强调诗赋的写作水平，不容易得到真正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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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试的方式看，虽然有地方州郡和中央两级，但还没有殿试这一环节。这种做法使得很多考生只认识老师，只感激老师，不感激朝廷，不感激皇帝。皇恩在科举的过程中浩荡不起来。这在专制主义时代是一大弊端。因为实行科举制度就是为了给天子找帮手，为了给国家取人才。没有殿试这一环节，这些获得进士资格的士人心中的国家意识就不够强烈，忠君的意识也没有因为科举得到加强。科举这件事情本身，对于维护中央集权没有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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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试的结果来看，唐代科举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接下去还要经过吏部的身、言、书、判四科考试，然后才能被授予实际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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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生的来源上看，唐代的举子也叫举人，就是被推选参加由礼部（开元二十四年，即736年以前，主要由吏部的叫做考功员外郎的官员主持。开元二十四年以后，改由礼部负责主持）主持的中央一级科举考试的候选人。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还是通过“公荐”的方式产生的。“公荐”信也叫通榜贴，都是由社会名流和达官显贵们来书写，普通人没有资格。考生的家庭出身、家族社会背景，是能否获得“公荐”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贫寒子弟要想脱颖而出，难度极大。就算有超凡的材质，也要首先想办法找到门径，认识这些“明星大腕”，去拜谒，去请托，去送礼，去拉关系。就是那些特别有才能的，也要先把曾经的作品——发表的论文、诗歌、散文、骈体文之类，事先托人送到荐举人和主考官员的手里，获得他们的推荐，是赢得科举考试成功的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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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科举考试，必须在“纸上”见高低。背后的任何条件，都不能出现，都不应该发生效用。尽管科举的获胜者中，确实有一些缺少实际能力，只会读死书的人。但是“纸上见高低”，却彻底摆脱了家族、门第、社会影响力之类的严重干扰，使得取用人才的考试，真正有了所谓的公平可言，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而唐代的科举，在这方面还差得相当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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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太祖实行文官政治，通过科举考试取用人才就成了新兴王朝的主要手段。科举考试也就成了那些普通士子们改变命运、参与社会和获得官位的有效途径。科举成了热门，科举中的问题也是越积越厚，表现也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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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之初，太祖忙于平定叛乱，此后又忙于惩治五代弊端，忙于选派官员，忙于治理京城河渠，忙于稳定新生政权。百废待兴，日理万机，还没有来得及对科举问题进行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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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元年（963）九月，太祖鉴于唐代遗留的“公荐”习惯，严重影响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于是下诏给礼部主持科举的官员：“从今以后，禁绝公荐。违者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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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行政命令，太祖这一声令下，革除了从隋朝开始近四百年的科举弊端，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铺设了一条公开、公平、公正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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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五年（967）二月，主管科举官员卢多逊上奏，又得合格进士十人。太祖诏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在中书省进行复试。复试结果出来了，全部合格。诏赐诸人进士及第。这又不是一件小事，这是科举制度中复试制度的开始。我们今天的研究生、博士生考试，都有复试环节，那都是人家宋太祖当年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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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元年（966）二月，权知贡举王祜奏报科考结束，得合格进士十人，其中有翰林学士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第二天，陶谷入朝感谢太祖，太祖没做声。陶谷出去以后，太祖看着这份名单说：“听说陶谷不善教育儿子，这里怎么会有他儿子的名字？”太祖要求中书省重新复试，陶谷的儿子还是名列其中。太祖并不是针对陶谷一个人，而是针对当时的科考体制。太祖下诏：“科举是用来选拔人才的，不能因为照顾私亲，影响考试的公正性。从今以后，重要国家干部子弟参加科考，都要另外单独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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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项发明，跟主考官有血缘、亲属或师生等门第关系的考生，从此以后都要单独考试。不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方便，而是为了防止他们家长的身份、地位，对考试发生作用。后来宋太宗把这种高官子弟的考试，放在正式考场之外的其他院子里进行，叫做别头试。别头试的发明权，也在人家宋太祖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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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五年（972）二月，新任翰林学士扈蒙，权知当年贡举，奏报该年科举得合格进士十一人，诸科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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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分别召见于讲武殿，见其都有真才实学，才下诏皆赐进士。这是面试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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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六年的科举主考官，是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李昉。具体科目的考官还有杨可法等。三月，李昉等奏称，今年科考阅卷工作结束，得进士合格者十人，诸科合格者二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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