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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景善日记》中对那一时期荣禄所为的记载以及其他的资料，完全可以证明他与此事无关，然而洋人则很难看到这些资料。如此一来，荣禄第一次去正式拜会各个公使时吃了闭门羹。无奈，他只好向一位之前交好的外交团的人保证，以天为证，1900年的灾难中，他所做的仅是极力保护、帮助使馆区的洋人。然而，竟无一人相信他。荣禄心中非常不平，认为洋人对他不公，请求太后容许他辞去军机大臣一职。但是慈禧太后清楚他是被人误会的，称自己完全信任他。后下谕旨安慰勉励，以示朝廷的信任器重，并驳回了他辞去军机大臣一职的请求，谕旨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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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荣禄奏沥陈下情，恳请开去各项重要差使一折。该大学士公忠体国。谨慎小心，久为朝廷所信任。上年拳匪之变，众口纷呶，该大学士独能坚持定见，匡扶大局。厥功甚伟。今虽时事粗定，而元气大伤，除弊更新。百端待理，正当同心戮力，共济艰难，宫廷振厉不遑，孜孜求治。该大学士受恩深重，更何忍置身事外。独使宵旰忧劳。揆诸鞠躬尽瘁之义，于心安乎，所请著不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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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宾天前，有两次出行归来是乘坐火车，因此百姓与洋人才有幸一睹其回銮的盛况。每一次，她都和蔼可亲，表现得与洋人很熟络，这样的事情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第一件事发生在一年的春天，当时她刚刚从东陵祭祀回来，回到宫中，要到太庙祭祀。一路上她和几位曾经被邀请到宫中的贵妇交谈甚欢。从太庙出来后，她命令手下一太监将其观戏时所用的望远镜拿来，透过望远镜站在城墙上扫视下面的人群，每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就挥挥手绢致意。有一次，她竟然大声呼喊，询问一位外国公使的女儿是否安康。虽然说之前经历了“庚子之难”，朝中满洲亲王和内阁大臣依然认为洋人乃外族蛮夷。如今看到太后对他们屈尊俯就，便无法压抑心中的愤懑。他们甚至催促继禄，求太后不要再如此，请其赶快入轿。而太后对这样的请求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太后显然对自己违背祖制的行为很满意。而皇帝对洋人则完全不理睬，似乎陷入了无尽的抑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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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则是在1903年4月，发生在慈禧太后自西陵祭祀归来的途中。此时她最忠心耿耿的朋友和辅助大臣荣禄已经去世四天了。这一次，太后情绪低落，缓缓从火车上走下，往日的活力荡然无存。此时，她的弟弟桂祥正跪在月台上迎接，她走上前去，仅短短地说了一句：“你推荐的大夫真是没用，你害死了荣禄。”说罢，一言不发，径直上轿离去。也就是这次出行，太后在保定府的行宫接待了几位外国公使夫人，其间她暗示，城中先前发生的屠杀案与自己完全无关。毫无疑问，慈禧太后不断地重复这样的断言，渐渐地连自己都坚信自己在此事中绝对清白。然而无论如何，毋庸置疑，她通过自己的魅力和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诚恳彻底征服了与她打交道的洋人，完完全全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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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渐渐痴迷于通过下发谕旨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在渐渐回归到宫廷按部就班的生活前，她又下一旨，为她赢回了清政府各级官员的同情和支持。谕旨照常劝勉忠臣与朝廷同心协力，次第将改革之策付诸实践，认真整顿，痛除粉饰过去因循之习，励精图治。接着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与皇帝二人在西狩中经历的磨难和困苦。谈完那时心中难忘的震惊和创伤，谕旨如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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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者乘舆遄返，匕鬯依然，钦懔之余，弥增悚惧，惩前毖后，惟有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敬迓天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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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后文又提到了山西和陕西两省的旱灾使两地面临饥荒，而百姓则陷入食不果腹的境地。她接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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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国用空虚。筹款迫切，何一非万姓脂膏。断不忍厚敛繁徵，剥消元气，自应薄于自奉。一切当以崇俭为先。除坛庙各处要工已饬核实估修外，其余可省及应裁之处，皆应力杜虚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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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治下的中国 第二十四章 慈禧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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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庚子之变使京城陷入一片狼藉，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加上离京逃亡，旅途劳顿，太后苦不堪言。慈禧太后恍悟，大清朝软弱之根源现在亟需改革补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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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摘引了慈禧太后颁发的悔过诏书，而早在此前，她就以特有的果敢，向世人宣告想要施行新政，摆脱过去的种种陋习。在她眼中，这些陋习乃是国家腐败堕落的根源。尽管她从不承认，但接下来实行的政策本质上正是1898年光绪皇帝锐意改革时期的政策。与光绪皇帝不同，慈禧太后着重调和新旧势力间的权力、利益平衡，消除地方强大守旧势力的反对、抵触情绪，为新政做万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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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28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皇帝名义颁发圣旨，首次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要改变旧制度，实行新政。荣禄参与、协助了此圣旨的起草。朝廷谕旨一贯冗长啰唆，这道也不例外。圣旨彰显了慈禧太后的刚毅、睿智和精明。帝国上下士大夫文人看到这道谕旨皆欢呼雀跃，即使是在历来反对慈禧太后的广东和南方诸省，百姓也是一样的欣喜，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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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报纸撰文说这是历史上最惹人注目的圣旨。它言辞雄辩，能够说服众人接受改革，同时又巧妙地指出了清政府及其民众在世界上的地位，措辞用字极其巧妙，既平复了国内各党派之心，又提高了太后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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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圣谕明确废除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体系的基石，即绝对专权制度。“少壮派”党人闻知，更是心潮澎湃。通过1900年庚子之变，慈禧太后吸取了教训，才会选择与大清王朝历来传统，与皇亲国戚之前坚持的所有信念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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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业已花甲高龄，却凭借着如此气魄重新回到惨遭联军蹂躏的京城，担负起国家政治改革之重任，实在令人敬佩。她身担国辱，痛自刻责，承诺会在将来施行更新、更好的政策。慈禧太后以此向世人展现了她的统治热情，对深陷危机的民族既忧患又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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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过往经验，民众及大部分洋人均怀疑她颁布谕旨、宣称改革不是出自真心。他们认为这道谕旨，与之前很多谕旨并无两样，都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而已。但自打回到京城，朝廷近侍、高官意识到，太后确实是诚心改革，她不断颁布新政策，向不情愿改革的皇族施压。她也因此赢得了大部分臣民的拥戴，特别是南方民众（1898年慈禧太后打压广东改革派，人们对她心存怨恨）。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她逐渐令他们回心转意，赢回了他们的拥护和爱戴。自此之后，直到太后宾天，不管她的高级顾问大臣和主要官员是否信任改革，她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表明了对改革大业的诚心和执着，这些通过她的言行举止表露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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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从义和团运动中得到了惨痛教训，并从中总结经验，指导其新的实践。然而，自始至终，每想起义和团首领的英勇无畏，太后总是难以抑制对他们的赞美，称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满怀着对国家的热爱，勇敢无畏地驱逐蛮夷。但通过义和团惨烈的结局，她意识到大清真正强盛起来之前，任何反抗列强蛮夷的壮举都只可能以失败告终，朝廷只能选择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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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太后果断向臣民宣布进行改革，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她采取如此激烈的改革举措，却没有引发严重的争论或国家内战，除了她，任何一位君主都无法做到这点，想想1898年光绪皇帝维新变法就明白了。然而，慈禧太后处理国事巧妙，应对局势手段高超，谕旨论据充分，所言极具说服力，士大夫文人看后不禁叹服。太后暗示，若是孔圣人遇到当前形势又会采取怎样的举措呢？通过如此微妙的暗示，即使是那些最顽固的孔教人士也都为之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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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便为记录了慈禧太后态度及策略转变的谕旨，读来十分有趣，现将全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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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内阁，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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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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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自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详，以备甄择。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已有百短，遂不愿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认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于公而忘私，其究归于实事求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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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再次以皇帝名义责备维新派党人和他们1898年的改革之举，却又很自然地说明太后实行新政乃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慈禧太后绝不会低头认错，让周围人得了好处，抢了美名，因而她保全了这个东方宫廷中自己的荣誉和威望。实际上，慈禧太后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当年康有为党人采取的措施如出一辙。但保全面子是大事，她声称此次改革政策与维新派政策有本质的不同，自己的政策更胜一筹。当年自己残酷镇压维新改革，此次宣布实行新政，凡可能平反戊戌变法之举的言论都极力避免。因此，“愚民”必须认清太后的改革政策与康有为及其同党实行的政策绝对截然不同，后者具有“革命性”，而前者非也。然而，太后推行的改革甚至比当年维新派的改革走得更远，它与维新派改革唯一真正的不同在于，这一次老佛爷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而之前那一次她是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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