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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提拔湖广总督,理想的人选,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血统上属满人,在能力上可以监督、分化汉官;二要会周旋关系,与汉官、主要是湘官,总体上能保持良好关系,不会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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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标准一套,官文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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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文本事如此一般,为什么可以快速升迁?全得益于湘勇统帅曾国藩胆小谨慎、八面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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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文打仗不行,但铁心跟着曾国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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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报功,曾国藩都主动讨好,将他写到第一名。咸丰皇帝知道,就官文那点水平,打仗他是打不出功劳。但朝廷要的就是曾国藩这个姿态,表示满汉一家,团结精忠,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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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变相拍马,目的在尊重朝廷。皇帝虽然知道曾国藩有用心,但要的就是他的姿态。官文因此成了骑在前线流血奋战湘勇头上的不倒翁,是中国绝无仅有的福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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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左宗棠性格刚直、率真狂放,自称“胸中有天地正气,要做古今第一完人”,对满官就没这么客气了。到他眼皮底下想胡作非为?没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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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左宗棠代表骆秉章,正在对湖南官场进行整肃。“内清(湖南)四境,外援五省”,不仅要清太平军,也要清湖南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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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清,查出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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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州镇有个总兵,叫樊燮(xiè,调和),湖北恩施人,虽为汉人,其实是总督官文在湖南布下的一个棋子儿。近墨者黑,此人入了满官集团,染上八旗毛病,无能又懒惰,贪婪又多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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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清查湖南官场,发现樊燮有三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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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永州防兵号称两千,实际常驻城内只有300人,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则只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都由防兵来做,给樊燮家人煮饭、挑水、养花、做点心、剃头,等等,薪水则全部从军费中支取。更过分的是,防兵的工作,居然还包括给他的姨太太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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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贪污挪用军饷高达1000多两白银,铜钱3000多串,官米难以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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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违背“武职骑马”的规定,偏要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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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条加在一起,叫“以公谋私,贪污受贿”,放到今天同样是渎职罪、腐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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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罪状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在当时却最严重。叫“非礼”。《论语》有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对“非礼”的认定有标准,叫“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即“僭越”(僭jiàn,超越本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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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坐轿,是“非礼”、“僭越”。“僭越罪”在封建集权社会,可以定性为死罪,要满门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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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最痛恨的,当然是前面两项。他以办事能力立身,以廉洁能干行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长处的反面:业务不通,为官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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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左宗棠恼火的,是樊燮仗着官文的后台,将永州百姓与部下的愤怒与怨恨当作儿戏,肆意欺横:管理厨房的人烧煤过多,被他罚数十军棍;管理轿务的兵丁,轿房灯具失修,也被罚军棍;他自己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一个把总因故迟到,被他指令拖到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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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长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看不得下层人受欺负,“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这是普通人的人格底线。樊燮连踩数根红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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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大刀出鞘,迎面直指樊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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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将这些举报与罪状收集起来,与骆秉章专门做了沟通。骆秉章趁进京见咸丰皇帝的机会,上了一本弹劾樊燮的奏折。换来的处理是:“着交部从严议处,即行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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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有官文罩着,樊燮这次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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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4月,骆秉章再参一折。咸丰皇帝这次认真了,批示:“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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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燮这下变乖了,老老实实赶到长沙,面见骆秉章,接受“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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