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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提拔湖广总督，理想的人选，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血统上属满人，在能力上可以监督、分化汉官；二要会周旋关系，与汉官、主要是湘官，总体上能保持良好关系，不会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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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标准一套，官文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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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文本事如此一般，为什么可以快速升迁？全得益于湘勇统帅曾国藩胆小谨慎、八面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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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文打仗不行，但铁心跟着曾国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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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报功，曾国藩都主动讨好，将他写到第一名。咸丰皇帝知道，就官文那点水平，打仗他是打不出功劳。但朝廷要的就是曾国藩这个姿态，表示满汉一家，团结精忠，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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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变相拍马，目的在尊重朝廷。皇帝虽然知道曾国藩有用心，但要的就是他的姿态。官文因此成了骑在前线流血奋战湘勇头上的不倒翁，是中国绝无仅有的福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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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左宗棠性格刚直、率真狂放，自称“胸中有天地正气，要做古今第一完人”，对满官就没这么客气了。到他眼皮底下想胡作非为？没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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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左宗棠代表骆秉章，正在对湖南官场进行整肃。“内清（湖南）四境，外援五省”，不仅要清太平军，也要清湖南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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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清，查出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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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州镇有个总兵，叫樊燮（xiè，调和），湖北恩施人，虽为汉人，其实是总督官文在湖南布下的一个棋子儿。近墨者黑，此人入了满官集团，染上八旗毛病，无能又懒惰，贪婪又多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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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清查湖南官场，发现樊燮有三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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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永州防兵号称两千，实际常驻城内只有300人，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则只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都由防兵来做，给樊燮家人煮饭、挑水、养花、做点心、剃头，等等，薪水则全部从军费中支取。更过分的是，防兵的工作，居然还包括给他的姨太太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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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贪污挪用军饷高达1000多两白银，铜钱3000多串，官米难以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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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违背“武职骑马”的规定，偏要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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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条加在一起，叫“以公谋私，贪污受贿”，放到今天同样是渎职罪、腐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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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罪状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在当时却最严重。叫“非礼”。《论语》有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对“非礼”的认定有标准，叫“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即“僭越”（僭jiàn，超越本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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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坐轿，是“非礼”、“僭越”。“僭越罪”在封建集权社会，可以定性为死罪，要满门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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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最痛恨的，当然是前面两项。他以办事能力立身，以廉洁能干行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长处的反面：业务不通，为官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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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左宗棠恼火的，是樊燮仗着官文的后台，将永州百姓与部下的愤怒与怨恨当作儿戏，肆意欺横：管理厨房的人烧煤过多，被他罚数十军棍；管理轿务的兵丁，轿房灯具失修，也被罚军棍；他自己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一个把总因故迟到，被他指令拖到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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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长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看不得下层人受欺负，“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这是普通人的人格底线。樊燮连踩数根红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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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大刀出鞘，迎面直指樊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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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将这些举报与罪状收集起来，与骆秉章专门做了沟通。骆秉章趁进京见咸丰皇帝的机会，上了一本弹劾樊燮的奏折。换来的处理是：“着交部从严议处，即行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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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有官文罩着，樊燮这次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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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4月，骆秉章再参一折。咸丰皇帝这次认真了，批示：“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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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燮这下变乖了，老老实实赶到长沙，面见骆秉章，接受“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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