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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前引《革命文献》，第1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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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另有资料表明：张学良指示当时的奉天省长刘尚清，推迟为他父亲举办丧事，并严守机密，等他回来。《益世报》，1928年6月19日，第3版。另见前引《现代支那的纪录》，第257—258页；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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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正式发表于6月21日。见司马桑敦前引书，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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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督办”意为军事长官。当时东北各省政务设省长，军务设督办，为双重领导体制。《益世报》，1928年6月22日，第1版。另见王卓然前引书，第88页。前引《现代支那纪录》，第21卷，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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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罗家伦前引书，第21卷，第18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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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见《张学良与杨常事件》，沈阳，1986年，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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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他是由东三省联合会议推选的。见前引《“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第1卷，第61页。另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1957年，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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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第二章 东北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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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三条道路供东北领导人选择：其一，像南京国民政府所要求的那样，向南京全面投降；其二，如日本关东军一向主张的那样，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地区；其三，如张宗昌、褚玉璞等少数军事将领所鼓吹的那样，倚靠日本军事力量的帮助，继续与南方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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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东北继承了父业之后，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在。在显赫的权力和令人目眩的威风的背后，是几乎使他不堪负担的沉重的责任。人们往往只知道他是一个风流倜傥、挥金如土的东方卡罗尔皇子[1]，却不知东北三省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身上。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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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就开始将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将这块荒僻、富饶的地方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在日本人的开发经营和阴谋策划之下，东北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一方面，它自古以来，就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各种场合，大肆渲染东北的特殊性及其与日本的关系，从而使东北的地位似乎发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日本人认为东北至少应成为受他们控制的自治地区。老帅统治时期的东北，基本上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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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少帅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20年代后半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显示了力量，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军阀时代的分裂割据局面。张作霖遇难后的一个星期，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城，中国关内遂告统一。除东北外，举国高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中国的统一顺应时代，深得人心，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究竟何去何从，颇费少帅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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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处理与日本的未来关系；另一方面，如何确定与南京新国民政府的关系。关于后者，当时有三条道路供东北领导人选择：其一，像南京国民政府所要求的那样，向南京全面投降；其二，如日本关东军一向主张的那样，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地区；其三，如张宗昌、褚玉璞等少数军事将领所鼓吹的那样，倚靠日本军事力量的帮助，继续与南方作战，他们确信，在日本军事力量的援助下，他们就可以继续保住原来的关外的政治、军事地位。然而，大多数东北领导人排除了第三种可能性，尽管他们中间有赞成或反对统一之分，但他们都不愿意走这条穷兵黩武、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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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原则上是赞同实现国内统一的。[2]正如他自己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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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动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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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继承父位之后，当即痛陈战祸之乱，通电言和。少帅深知，日本乃虎狼之邦，他们对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希图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以求东北独立，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迟早将使东北落入日本人的魔掌。父亲的惨死使少帅进一步看透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前车之鉴，常使他不寒而栗。无论是为其身家性命着想，还是为东北的未来命运担忧，张学良都需下决心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孤立无援的独立地位，寻找一个能与日本抗衡的强人靠山。为此，少帅选中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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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少帅主张东北与关内实现统一，却决不甘心抛弃他父亲开创的基业，无条件地投靠南京政府。他所选择的统一道路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有条件的妥协。为此目的，东北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往来穿梭，频繁活动，为使东北与关内实现一体化而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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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张学良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露他的心意。他深知他所统治的这块领地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一块是非之地。他了解日本人在东北的实力，知道日本将会强烈反对东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统一。[4]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如果得不到日本军队的充分谅解而仓促行事，则可能会促使他自己迅速倒台。他父亲的死确实使他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同时，张学良也充分意识到，他同日本人的关系，是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没有日本关东军的存在与合作，对南京政府来说，他的地位会被轻视，遭到削弱。因此，他小心谨慎地行事，注意不要在与南方和解这个问题上公开行动或操之过急，以免引起与日本人的对抗。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张学良只能对与南京联合的前景表现出不太关心的态度。[5]为了迷惑日本人，6月底，少帅经过与东北领导人的几次磋商，决定采取对日“亲善”政策。[6]7月初，张学良声称，对于东三省来说，同日本达成某种具体谅解是绝对必要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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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考虑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以外，还有其他两个因素致使张学良推迟与国民政府的联合。首先，东北内部意见不一。如上所述，在这个问题上，东北领导人分为三派。一派主张与南京实现统一，例如，张学良在东北的两个最强硬的竞争者之一，后来成了少帅最倚重的靠山张作相，是与南京联合的最有力的拥护者。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杨宇霆也赞同与南方妥协，但不是与南京的蒋介石中央政府，而是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总之，他们都主张实现国内统一，与日本人施加给东北的压力相抗衡。[8]与此同时，以东北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袁金铠等人为首的“老派”，则强调首先需要巩固内部的局势，与日本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认为，与南京合并只能是为南方军阀做嫁衣裳，所以，他们坚决反对。[9]以张宗昌为首的“主战派”不得人心，很快便分崩离析，销声匿迹。因此东北主要存在着主张统一和坚持独立两股政治力量。张学良也同中国其他军阀一样，他的权利依靠东北各派系势力的均衡，所以，他既不能轻易地把自己同“新派”混同一起，也不能公开表态支持“旧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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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民党本身内部局势不稳，这不能不引起张学良的深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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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参加国民党北伐战争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害各不相同，他们在对待东三省和处理张学良的手段问题上意见不一。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北方军阀不愿意看到张学良这一强大的力量威胁他们在北方的地位，因此主张国民革命军乘胜进军关外，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而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则倾向于终止军事行动，与东北领导人实行妥协，以政治手段实现统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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