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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在迅速恶化,国民党阵营中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进一步推迟了南北和解。正如7月初张学良所阐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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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南北友好和睦的主要障碍是国民党态度暧昧,拿不出一个确切的主张,他们内部不统一,不知何系何人在占支配地位。因此,他们的态度天天在变。[12]况且,如果冯玉祥的影响在国民政府中占了上风(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能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同僚将会在统一后的中国被贬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冯是老帅的宿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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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压力日益增强,南京国民政府也对东北问题日益重视起来。蒋介石说服了其他地方派系的实力人物,给予张学良许多优惠的待遇。同时,对将来东北归属中央政府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也做了一些让步。[14]这样,阻碍南北统一的障碍便逐渐消失了,致使张学良日益倾向于采纳与国民党走到一起去的立场。此外,东北的公众舆论也是促使他改变主意的另一个因素,民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界人士要求统一的请愿书像雪片一样飞来,要求在东北升起青天白日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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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审慎地权衡东北与南方的局势,张学良终于做出了初步的响应。1928年7月1日,少帅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表示他将顺从民意,决不妨碍中国的统一运动。他还表示,愿派一代表团赴北京谈判。[16]如前所述,早在张学良发出7月通电以前,国民党和少帅之间即已开始了幕后谈判。蒋介石曾派他的主要军师之一,也是少帅的好友何成濬赴沈阳和滦州,先后会见了张学良和杨宇霆,[17]商讨易帜事宜。在这次非正式的接触之后,以邢士廉、王树翰将军为首的东北官方代表团于7月8日抵达天津,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打探蒋介石真实意图,同国民党领导人商定统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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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10日,蒋介石首次会见了东北代表团,他表示南京政府的立场是,东北升起中华民国国旗,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是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基本前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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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代表团也提出他们自己的条件:(1)张学良得被国民党任命为将来在东北建立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领袖;(2)南方军队不得驻扎在东北;(3)国民党政府不得干预少帅在东北的人事任命;(4)南京政府不得在东北设立中央政府分部或宣传体系;(5)热河特区并入东北,作为东北的第四个省。[19]如果上述条件俱为国民党领导人所接受,民国的旗帜便可以在东北升起。国民党要人们经过几次会议磋商,接受了这些要求。据报道,张学良将于7月22日左右降下五色旗,换上民国的青天白日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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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与国民党的秘密接触以及日益明显的东北统一于中华民国的迹象,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日本对国民政府怀有深刻的敌意,早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北伐以前,国民政府便发表了四项声明:(1)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废除不平等条约;(2)期限已满的条约无效;(3)未经国民政府参与而进行修改和批准的条约一律无效;(4)有关中国的条约而国民政府未曾参与者,对中国无有约束力量。[21]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引起了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日本人的疑惧。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处于日本势力控制下的东北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而不愿看到东北与南京政府合并,使日本不得不与国民政府打交道。在此期间,日本突然正式警告张学良不要与南方联合,国民政府遂单方面终止了中日商务条约。早在7月7日,南京政府便发表声明,打算重新处理所有“不平等条约”。7月13日,这一照会被送交日本政府。1896年签署的《中日通商航海条约》将于7月20日届满,尽管日本做了种种努力,试图延长条约的期限,但终为中国方面所拒绝。7月19日,国民政府照会南京的日本领事,宣布从7月20日起,终止执行《中日通商航海条约》,并请他向北京的芳泽公使面交备忘录。[22]就在同一天,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秉承田中首相的旨意,拜会了少帅,提出了日本的警告。他规劝少帅,南京政府含有共产党的色彩,况且其内部纷争不已,地位颇不稳固,故东北绝对没有必要与之联合。然后,他又威逼利诱道,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一切牺牲,尽全力相助。张学良则采取推拖敷衍的策略,告诉他主持东北政务的保安会要员们一致赞成与南方合作,如果他违背公意,他必将陷入困窘境地,甚至被迫辞职。[23]7月23日东北保安委员会确定了实现和平统一的总方针,但考虑到此事涉及内政外交,极其复杂重要,绝不能操之过急。故张学良于7月25日照会林久治郎,宣布对东北易帜之事暂缓实行,意在进一步观察日本人对此事的态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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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父亲张作霖的丧礼上接待前来吊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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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各地同时举行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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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趁热打铁。8月4日,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田中首相的特使,专程赴沈阳参加张作霖的葬礼,但他所肩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却不是吊丧,而是游说。在出席葬礼仪式时,林权助未曾与少帅谈论过此事,他认为在人家父亲的葬礼上谈论政治是不礼貌的事。但是,在随后几次对张学良的私人拜访中,这位老牌外交家却撕破了彬彬有礼的面孔,对一位主权国家的封疆大吏,威逼利诱,其态度之蛮横,气焰之嚣张,至今读来,仍令人发指。林权助首先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了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少帅不要“陷入南方人设下的圈套”。张学良在仔细解释了他的处境和打算易帜的意图后,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于日本方面的劝告,他固然十分尊重,但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东三省人民的民意。统一与否,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想必日本友邦不会公然干涉吧!林权助当即大声说道,日本对此已下决心,就是不许你易帜,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也在所不惜。少帅听罢,勃然变色,怒声说道,我的意图,以东三省民心之所向为准,决不能违民意而行事。这时日本方面一位代表大声呼喊,现在不是议论是非的时候,贵总司令如违背田中首相的决议,日本将不惜在东北使用武力。林权助见会谈已陷入僵局,遂拉回话头,打起圆场,表示田中首相希望使东北成为中国最先进、最安全的地区,在这里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有同等的机会经营工商事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这一地区铲陈“共产分子”,同时,也要阻止国民党影响的渗入。他还表示,如果张学良专心维持东北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日本将向他提供顾问,以及其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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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复中,张学良再次表示,在中国统一与否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做违反“中国人民意愿”的事。[25]然而,少帅也表示,他充分认识到在东北保护日本权利的必要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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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之所以对中国统一问题极力干涉,是因为日本感到,它在东北的特权将可能因南北再度联合而受到影响。田中正在致力于保护日本的在华利益和使东北保持对日亲善的立场。传统的日本对华政策通常有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经济扩张;二是在东北这块不同于中国其他部分的特殊地区攫取最高政治和军事利益。军方总是强调实现第二个目标,把东北视为日本的“外围地带”。另一方面,日本在华外交官,包括公使和领事们,则更注重第一个政策,通过现存的条约权利,保证日本的经济利益。只要他们的权利依法得到实现,他们正当的商业活动受到保护,他们就不在乎由谁来控制东北,或东北是否属于中国的一部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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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田中看来,南京国民政府本身已证明,它不能对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予以充分的保护。田中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中国其他地区所呈现的混乱形势扩展到东北来,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日本的权力和利益就会屈从于中国的排外情绪,这就是田中阻挠中国统一的原因。[28]另一方面,如果国民政府能预见到将有可能失去东北,它就会在对日条约问题上一改过去那种不妥协的立场,对日态度就会变得客气些。所以,日本有必要在东北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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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国的军界人士一直希望能够出现一个独立的东北。关东军的参谋长、北京公使馆中的武官、奉军中的日本顾问们都在敦促东京的陆军部以决心和武力,来贯彻“东方会议精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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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田中本人也曾确信,可以出现一个日本指导下的和平的东北。但是,职业外交家们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对华政策。奉天的林久治郎总领事已预感到东北将不可避免地走到青天白日图案的旗帜下。因此,他建议日本应制定一项国策,以备适应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局面。[31]7月16日,林久治郎宣布,如果张学良愿意遵守有关铁路和其他日本权利的条约条款,那么即使他加入了国民政府,日本也会保证支持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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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学良表示打算拒绝接受条约时,林久治郎开始直接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他7月中旬的警告不仅是针对张学良的,而且也是对蒋介石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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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这种压力下,张学良推迟了与南京的谈判,采取了等等看的策略,没有把自己置于任何不可挽回的地步。[33]7月25日,张学良通告林久治郎,他暂缓与国民党人的谈判。与此同时,少帅致电南京当局,说明他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统一,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干涉,他不得不暂缓这一进程。[34]得知日本人向东北施加压力的消息后,蒋介石尖锐地抨击了这种无理干涉,并呼吁张学良立即接受国民政府的旗帜,接受三民主义原则。[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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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少帅并未中止他与南方的秘密谈判。8月中旬,张学良指示奉天首席代表邢士廉与南方首席代表方本仁(他于8月上旬抵达奉天)一道返回南京,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会谈。[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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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不仅为日本所困扰,同时他也担心苏联的蚕食。8月中旬,苏联和外蒙古在驻扎在黑龙江省海拉尔的呼伦贝尔一带的蒙古军队中进行策反活动,结果蒙军发生叛乱,占领了中东铁路西部的一个火车站。叛军要求呼伦贝尔从中国独立出去,许多在中东铁路公司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们介入了这次叛乱。兵变持续了三个多月,最后被黑龙江新任督办万福麟将军镇压下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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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煽动和日本的威胁都没能阻止少帅与南方统一的决心。他很可能已经摸清了,日本人就是谋杀他父亲的元凶,故心底燃烧着复仇的烈火。皇姑屯的爆炸声炸碎了他心中存留的对日本的最后一点幻想,严酷的事实使他体会到,不能再走他父亲的老路。老帅一生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于委蛇,既不甘心卖身投靠,做日本人的奴才;又不得不曲意逢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扩大自己的势力。尽管他左右逢源,从不公开得罪日本人,其结果仍不免惨遭毒手,令人心寒。如今父仇未报,自己却事事受仇人钳制、胁迫,还不得不赔着笑脸,在父亲的葬礼上与杀父仇人假意周旋。面对林权助的威逼恫吓,少帅悲愤交加,背地里潸然泪下。[38]他把杀父之仇藏于心底,同时,他也从心底萌生出一个决心:要想改变东北和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使东北与自己的祖国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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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的愿望也许在少帅决心与南方统一的过程中并未起到主要作用,但至少有助于使他认识到日本人对东北的狼子野心。看来日本对中国统一运动的阻挠是彻底失败了,其代价是惨重的,它不但就要失去东北,而且它还重新引起了遍及中国的经济抵制。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日中贸易持续萎缩。[39]此外,日本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引起了其他列强大国的疑虑,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确信,日本干涉背后的真正意图,是要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自治政府。[40]这一干涉行为同样招致了日本本国政治反对派的尖锐批评,芳泽公使曾经指出,田中内阁对东北的政策,即使是第三国也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粗暴的。[41]所有这些情况与日本的愿望恰好相反,结果,反倒使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合法的中国政府。田中内阁害怕日本外交出现孤立局面,故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的强硬政策稍有松缓。[42]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缓和了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立场。1928年8月中旬,蒋介石宣布,只要日本当局对东北不抱有任何领土要求,国民政府将承认它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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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此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以及桂系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44]蒋介石联合西山会议派和其他保守派,[45]与各个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张学良获悉这一局势之后,告诫其东北同僚,在他们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一定要谨慎行事,以免一不小心卷入国民党内部的冲突之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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