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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的关东军内，也发生了类似的进展。从1928年田中内阁垮台到1931年夏末，要求以武力接管东北的军官集团的影响日益增长。他们当中的核心人物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关东军司令部的全体军官公开参与这个集团的领导。他们觉得使用武力保护日本的利益是无可争议的，他们急于占领东北，建立一个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政府。整个1931年夏天关东军内要求诉诸武力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到了夏末秋初的季节，这个问题显然已经确定，出兵东北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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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军队忙于准备进入东北之际，日本思想家大川周明博士为了使满洲密谋获得成功，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宣传。在此以前，他写过两本书，书中散布东西方强国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上帝已经选中日本作为亚洲的斗士。作为南满铁路东亚研究台的雇员，大川推断出日本要想自立，它不但需要朝鲜，而且也需要东北。正因如此，他与关东军那群年轻有为的军官们，如土肥原、板垣和石原等人结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些军官后来都参与了东北的密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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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大川周明博士组织了一次国民运动，因为他相信，东北和蒙古的问题既不能交给资本家也不能委托给那些政客们。从1929年4、5月间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在日本各地进行了一系列演说，鼓吹日本应在东北发展经济，以便把日本的生存建立在日满联合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他还训练了一批说客，再把他们作为宣传员派出去，为军队、地方官员和一般民众讲解东北的局势。到了1931年8月，这些宣传员已经周游了全国，他们的宣传突出强调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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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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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大川在奉天会见了张学良，他建议张学良应该把东北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这一提议被少帅严词拒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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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密谋、策划、鼓动和宣传，在日本的朝野上下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许多内阁成员及政治家们都被军队的看法所打动，相信只有使用武力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才能最终解决东北问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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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夏天，“中村事件”为这一多事之秋带来新的危机，[15]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关东军蓄意出兵东北的意图。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系列标明中国蔑视日本权威的事件中达到登峰造极的一次。关东军及日本国内的右派组织不失时机，大肆渲染，一时间，日本国内舆论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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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关东军已经集结了部队、弹药和物资，交战的迹象已日益明朗。1931年9月15或16日，自由派领袖币原外相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电报，[16]电报宣称一周之内将有一场大事件爆发。币原外相向陆相南次郎这位日本军人中最权威的将领之一提出抗议。陆相鉴于政府的压力和天皇的干预，立即派遣建川将军作为特使前往奉天，尽全力阻止关东军的鲁莽行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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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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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东京企图阻止事变发生的努力未能奏效。1931年9月18日晚上大约10点钟，日本关东军终于下手了，他们炸毁了奉天郊外的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士兵所为，乘机炮击东北军驻奉天的北大营，继而攻陷奉天城。当时，日本驻奉天的外交官再三劝说关东军高级参谋，也是这一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直接指挥者板垣征四郎大佐停止军事行动，[18]等待外交和平解决。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部队按原计划继续出击。板垣还恫吓他，不要指手画脚，乱加干涉。领事馆向这些军人们通报，中国人正在奉行不抵抗政策，故战争无继续打下去的必要。[19]然而，狂热的少壮派军官哪里听得下去，关东军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直至占领了整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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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告急，东北四省岌岌可危。作为东北的最高军政首脑的张学良此时却在何处？在做什么？这自然是人们普遍关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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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自南京归来后，张学良就染上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疗养，未能按原计划返回奉天。因此，当奉天事变发生时，少帅未在东北。[20]9月18日夜间日军进攻奉天后，有消息说，少帅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起来。他已出院去参加庆祝东北军队入关干涉反蒋大战胜利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晚在英国公使馆就餐。随后，他同夫人、朋友一道观看了中国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主演的京剧。[21]更有人说“九一八”事变当晚，少帅正在北京六国饭店跳舞。[22]另一条消息报道说当年进攻奉天的消息传到北京他那里时，少帅正在睡觉，由于他病体尚未完全恢复，故侍从们没有叫醒他，因而直到第二天早上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奉天，才获悉这一事变。惊慌失措的中国军队一夜之间没接到任何命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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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接到日本进攻北大营的消息，少帅便和其他东北领导人在北洋军事大本营中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少帅的顾问顾维钧也被召到北平，顾维钧建议少帅应立刻给南京发电，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召集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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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立即向南京请求指示，蒋介石的回电为“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本政策。回电的内容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25]因此，少帅指示他的部队自始至终遵循这一不抵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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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惶然不解。事变之前，中国东北边防军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少帅入关，但东北地区仍有部队约15万之众，而日本关东军兵力不过1万余人，事变后加上朝鲜等地的增兵，也不过2万人左右。双方兵力相差如此悬殊，而关东军竟能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四个多月占领东北三省，并吞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领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然而，“奇迹”不奇，因为中国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张学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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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令我部官兵对于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已按照命令，收缴武器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我立刻下令收缴军械，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与其他各地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的报复行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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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日本关东军浩浩荡荡，一路急行军，除了在黑龙江受到马占山等人的抵抗外，几乎是兵不血刃。对此，张学良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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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事件发生前，蒋介石就一再告诫少帅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少帅并不是一无所知。在7月间，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将军就已经向他报告说，日本军队企图挑起事端。[27]但在1931年7月12日，在一次电话中，蒋介石指示少帅，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作战的时候。[28]8月，“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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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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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院长于右任7月13日也给张学良发电，开头电文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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