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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立即向南京请求指示，蒋介石的回电为“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本政策。回电的内容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25]因此，少帅指示他的部队自始至终遵循这一不抵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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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惶然不解。事变之前，中国东北边防军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少帅入关，但东北地区仍有部队约15万之众，而日本关东军兵力不过1万余人，事变后加上朝鲜等地的增兵，也不过2万人左右。双方兵力相差如此悬殊，而关东军竟能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四个多月占领东北三省，并吞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领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然而，“奇迹”不奇，因为中国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张学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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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令我部官兵对于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已按照命令，收缴武器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我立刻下令收缴军械，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与其他各地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的报复行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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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日本关东军浩浩荡荡，一路急行军，除了在黑龙江受到马占山等人的抵抗外，几乎是兵不血刃。对此，张学良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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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事件发生前，蒋介石就一再告诫少帅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少帅并不是一无所知。在7月间，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将军就已经向他报告说，日本军队企图挑起事端。[27]但在1931年7月12日，在一次电话中，蒋介石指示少帅，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作战的时候。[28]8月，“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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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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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院长于右任7月13日也给张学良发电，开头电文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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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日军占据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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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把平定内乱（指共产党）视为其头等职责，东北的同仁必须理解这一国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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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是根据中央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一贯指示，张学良才命令荣臻将军不要与日本发生冲突，听候谈判解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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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向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通电，声明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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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将军报告，日本军队9月18日晚10点开始向我驻扎在北大营的士兵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但是日本缴了中国士兵的械，还放火烧了北大营，这些情况已经向各有关当局作了报告……日本捏造谎言说是中国人炸掉了南满铁路，并声称他们进攻中国的兵营是出于自卫，事实并非如此。甚至连日本人火烧北大营时，我们都没进行抵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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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政策断送了整个东北，张学良由此获得“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方面舆论的奚落和谴责。正如冯玉祥将军后来所说，他是有苦说不出来。[33]众所周知，东北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于张学良来说，丧失了东北，便丧失了政治前途，丧失了政治生命，少帅以后的命运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故他怎能不想抵抗？怎能不想和日本人拼个死活？但他深知，日本这样的强国，“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因此，张学良热切地希望南京政府能痛下决心，动员全国之人力物力，实行全民抗战。当东北军向他请战时，少帅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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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果由余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猛，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它周旋。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沿是义不容辞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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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张良学的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建议国民政府请求国际联盟的帮助。依照他的看法，少帅的25万军队的装备根本敌不过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任何抵抗，甚至举全国之武力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35]9月21日，南京接受了端纳的建议，正式向国际联盟求援。与此同时，中国请求美国政府行使《九国公约》来抑制日本扩张。[36]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讲话，要求国人在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之前保持耐心。[37]国际联盟理事会根据中国的呼吁，于9月3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把它的军队从东北的各部，特别是辽宁（以前叫奉天省）省撤回南满铁路沿线。但是，徒有其表、毫无实力的国际联盟并不敢得罪它的这个气势汹汹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在敦促日本撤军的同时，又声明日本政府“无领土野心”。对此，日本方面感到满意。10月27日，日本驻国联外交使团首席代表芳泽谦吉向国联理事会提出五项条款，宣布这五项条款是“中日之间直接谈判的基本条件”。五项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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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此放弃侵略的政策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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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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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全终止一切有组织的干涉自由贸易和激起国际间仇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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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效地保护整个满洲的日本侨民，允许他们从事任何和平的职业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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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尊重条约中所规定的日本在东北的各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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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还在这项声明中补充道，日本正准备就这些基本条款问题，就有关日本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以及日本把军队撤回南满铁路沿线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这就是日本给国际联盟的有关答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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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项条款由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博士向南京作了汇报，同时，施博士向南京请求指示。日本的提议显然打算向理事会，乃至向整个世界转达这样一个印象，即日本不是侵略性的好战国，它只不过是要保护它在东北的权利与利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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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旨在就外交问题，特别是有关日本侵略的迫切问题供政府咨询。所以政府把日本的提议提交给特别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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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是否相信和接受日本做出的谈判姿态。委员会赞成谈判，并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召开一次政府高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