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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东北军的指挥权授予何应钦，他亲自指挥所有的行动。蒋介石担任华北所有军队的最高统帅，指挥包括宋哲元、庞炳勋将军统率的军队和山西部队。[94]东北海军也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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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辞职后，华北的许多重要职位都落到了蒋介石的亲信手里，这在原北方军事领袖中间引起了极大的不满。[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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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职的同一天发表的通电中，张学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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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脱去了军装，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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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来到北平清河机场，准备离开东北军，直飞上海。刚过而立之年，瞬间仿佛成了一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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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保持中国的主权是我已故的父亲（张作霖）和我的共同奋斗目标，我父亲已为此事业而献身。为了实现我已故父亲的遗愿，自从我担任公职以来，就一直为巩固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而竭尽全力。我始终如一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我已选定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目标，我才不顾日本的公开威胁，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且最终于1930年秋率兵入关支持全国统一的大业。我一直坚定地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中央政府。当1931年“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因病被困在北平的病床上，我相信向国际联盟呼吁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当日本侵略热河时，我得到命令保卫这个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事爆发以来，将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管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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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与蒋介石委员长会晤之后，我愈加相信，我此时辞职是巩固中央政府，履行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所选取的最佳方案。所以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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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时候辞职，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挂念我的同僚和部下。多年来，他们一直为我供职，尽管他们来自东北，但他们并不亚于国家其他部队的士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1930年入关支持过国民政府。由于东北失陷，他们绝大部分人已变得无家可归。我相信中央政府能体谅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困窘，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我还要冒昧地恳请我的同胞和各地方长官给予他们帮助和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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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愚蠢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经为我国的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用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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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惜别之情，拳拳报国之心，字里行间，跃然纸上，读罢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唯有一点苦衷少帅不便明说，那就是他今日政治生涯中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的不抵抗政策所致。对此少帅只字未提，他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慷慨无私地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认为自己注定要当这个替罪羔羊。这种带有侠义色彩的举动，其实是悲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反常表现，这种性格影响张学良一生。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会看到，正是这一性格，导致了少帅的终生悲剧。在北平所作的致部下告别词里，张学良说道，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个人原因，他都必须辞职。他指出，对东北的失陷也许可以找出一些借口，因为1931年9月18日的危机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但对仅在10天之内就丢掉了热河一事，他怎么能够在国人面前把自己洗刷干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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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右二）与夫人于凤至（前排右四）抵达罗马时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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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这间办公室里和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会谈了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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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右）从欧洲归来，抵达上海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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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既然事实证明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必须让给别人去做。如果他还紧紧地把住曾给他带来耻辱的、无力胜任的职位不放，那么这简直是不可谅恕的。他说为了个人原因，他也必须辞职，因为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已不能继续胜任他原来所肩负的责任。最后，少帅对东北军将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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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委员长作为朋友，对我始终是十分友好和信任的。你们必须认识到你们是在为国尽力而不是为我，服从蒋委员长也就是服从我。你们应该忠心为国尽力，我相信蒋委员长是不会亏待你们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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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学良乘飞机离开北平前去上海。1933年3月12日下午抵达上海后，少帅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大意是东北军属于国民革命军，他的辞职包括转让指挥权。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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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宽慰地卸掉了我肩上的重担，使我能致力于实现很久以来的愿望：恢复健康，进一步训练我的头脑，使自己能够履行一名公民的义务。我希望我的朋友和同胞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实现这一愿望。[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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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少帅在家人和威廉•H.端纳的陪同下出访欧洲。他们首先去意大利，在那里少帅会见了他非常钦佩的墨索里尼。在德国他见到了希特勒和戈林将军，他们没有给少帅留下太好的印象。他意外地遇见了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这又使他十分渴望访问苏联，但他苏联之行的想法未能如愿。苏联当局以非常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顾虑，如果他们邀请前东北统治者去访问，将在远东国际关系中造成不良影响。[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