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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欧洲旅行。他打高尔夫球、游泳和骑马，在这一短时期内，他完全恢复了健康。到11月他已抵达哥本哈根，在那里接到一封来自他办公室的电报。电报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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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已发生叛乱，现在有一种动向在拉我们加入反对蒋介石的派系。务请立即返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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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也去函催促他回来。1934年1月8日，少帅抵达上海，又回到了阔别近一年的多灾多难的中国。此次回国，少帅立志除旧布新，干出一番事业。然而不到三年，他便陷入了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随即便又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一片历史的涟漪以供后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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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胡汉民的生平，请见鲍曼前引书，第5卷，第286—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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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宪政府是中国国民党和共和体制创造人孙中山所阐述的政治制度之一。孙宣布中国的革命过程应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时期。第一阶段，清王朝及其黑暗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须由军事力量来推翻；第二阶段，应该是一个实行自治政府的时期，它是通向充分民主的第一步；最后阶段，才是实行立宪政府的时期。见谭春霖：《20世纪的中国政治思想》（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美国，纽约，1971年，第7—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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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逮捕胡汉民以及这一时期的权力斗争的详细情况，请见雷啸岑前引书，第118—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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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四个人是继胡汉民之后任立法院院长的林森，国民党元老谷应芬，海外华侨领袖、胡的老朋友肖佛戍和邓泽如。关于这段详情，见上书，第180—195页。另见梁敬：《奉天事变的凶险局势》（The Sinister Face of the Mukden Incident），美国，纽约，1969年，第8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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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些少壮派军官的年龄一般都在35—45岁之间，只有一位少将参与了这个阴谋，大多数是校官。这四个人是继胡汉民之后任立法院院长的林森，国民党元老谷应芬，海外华侨领袖、胡的老朋友肖佛戍和邓泽如。关于这段详情，见上书，第180—195页。另见梁敬：《奉天事变的凶险局势》（The Sinister Face of the Mukden Incident），美国，纽约，1969年，第89—94页。，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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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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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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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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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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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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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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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A—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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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H—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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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论总结》，第D—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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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村震太郎是一名负有军事使命的军官，他把自己伪装成农业专家，携带各种药品，包括麻醉剂，全副武装，在大兴安岭一带收集情报。1931年8月，他赴内蒙古为关东军收集情报，并从中国当局骗得假护照。后被中国驻军捕获，被秘密处决，造成中日间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关于解决“中村事件”的外交谈判，实际上已取得了很顺利的发展，中国当局在9月18日下午向日本领事馆递交的照会中，承认中国士兵对中村大尉的死亡负有责任。中国方面保证，要立刻以外交方式使这一事件得到圆满解决。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1）提交进一步的调查结果；（2）张学良派专人作为特使赴东京，通过与高级军事人员会谈，寻求解决这一事件的基础；（3）决定由奉天省代主席臧士毅和东北当局“会同日本当局”处理这一事件，不许南京外交部插手；（4）立即缉捕、惩处杀害中村的凶手。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辩护总结起诉的答复》，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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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币原外相是日本自由派领袖，他坚持主张和平外交和发展国际贸易，主张维持日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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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总结》，第D—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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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板垣征四郎曾在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之一。事变后历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后出任近卫内阁、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并兼任对满洲事务局总裁。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任驻朝鲜军司令官。1948年，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处以绞刑。见上书，第H—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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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塞利前引书，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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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当时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和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见埃德加•斯诺：《远东战线》（Far Eastern Front），美国，纽约，1933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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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塞利前引书，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