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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来到北平清河机场，准备离开东北军，直飞上海。刚过而立之年，瞬间仿佛成了一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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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保持中国的主权是我已故的父亲（张作霖）和我的共同奋斗目标，我父亲已为此事业而献身。为了实现我已故父亲的遗愿，自从我担任公职以来，就一直为巩固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而竭尽全力。我始终如一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我已选定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目标，我才不顾日本的公开威胁，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且最终于1930年秋率兵入关支持全国统一的大业。我一直坚定地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中央政府。当1931年“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因病被困在北平的病床上，我相信向国际联盟呼吁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当日本侵略热河时，我得到命令保卫这个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事爆发以来，将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管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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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与蒋介石委员长会晤之后，我愈加相信，我此时辞职是巩固中央政府，履行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所选取的最佳方案。所以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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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时候辞职，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挂念我的同僚和部下。多年来，他们一直为我供职，尽管他们来自东北，但他们并不亚于国家其他部队的士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1930年入关支持过国民政府。由于东北失陷，他们绝大部分人已变得无家可归。我相信中央政府能体谅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困窘，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我还要冒昧地恳请我的同胞和各地方长官给予他们帮助和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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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愚蠢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经为我国的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用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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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惜别之情，拳拳报国之心，字里行间，跃然纸上，读罢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唯有一点苦衷少帅不便明说，那就是他今日政治生涯中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的不抵抗政策所致。对此少帅只字未提，他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慷慨无私地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认为自己注定要当这个替罪羔羊。这种带有侠义色彩的举动，其实是悲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反常表现，这种性格影响张学良一生。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会看到，正是这一性格，导致了少帅的终生悲剧。在北平所作的致部下告别词里，张学良说道，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个人原因，他都必须辞职。他指出，对东北的失陷也许可以找出一些借口，因为1931年9月18日的危机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但对仅在10天之内就丢掉了热河一事，他怎么能够在国人面前把自己洗刷干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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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右二）与夫人于凤至（前排右四）抵达罗马时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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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这间办公室里和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会谈了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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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右）从欧洲归来，抵达上海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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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既然事实证明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必须让给别人去做。如果他还紧紧地把住曾给他带来耻辱的、无力胜任的职位不放，那么这简直是不可谅恕的。他说为了个人原因，他也必须辞职，因为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已不能继续胜任他原来所肩负的责任。最后，少帅对东北军将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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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委员长作为朋友，对我始终是十分友好和信任的。你们必须认识到你们是在为国尽力而不是为我，服从蒋委员长也就是服从我。你们应该忠心为国尽力，我相信蒋委员长是不会亏待你们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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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学良乘飞机离开北平前去上海。1933年3月12日下午抵达上海后，少帅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大意是东北军属于国民革命军，他的辞职包括转让指挥权。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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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宽慰地卸掉了我肩上的重担，使我能致力于实现很久以来的愿望：恢复健康，进一步训练我的头脑，使自己能够履行一名公民的义务。我希望我的朋友和同胞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实现这一愿望。[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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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少帅在家人和威廉•H.端纳的陪同下出访欧洲。他们首先去意大利，在那里少帅会见了他非常钦佩的墨索里尼。在德国他见到了希特勒和戈林将军，他们没有给少帅留下太好的印象。他意外地遇见了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这又使他十分渴望访问苏联，但他苏联之行的想法未能如愿。苏联当局以非常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顾虑，如果他们邀请前东北统治者去访问，将在远东国际关系中造成不良影响。[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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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欧洲旅行。他打高尔夫球、游泳和骑马，在这一短时期内，他完全恢复了健康。到11月他已抵达哥本哈根，在那里接到一封来自他办公室的电报。电报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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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已发生叛乱，现在有一种动向在拉我们加入反对蒋介石的派系。务请立即返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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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也去函催促他回来。1934年1月8日，少帅抵达上海，又回到了阔别近一年的多灾多难的中国。此次回国，少帅立志除旧布新，干出一番事业。然而不到三年，他便陷入了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随即便又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一片历史的涟漪以供后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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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胡汉民的生平，请见鲍曼前引书，第5卷，第286—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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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宪政府是中国国民党和共和体制创造人孙中山所阐述的政治制度之一。孙宣布中国的革命过程应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时期。第一阶段，清王朝及其黑暗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须由军事力量来推翻；第二阶段，应该是一个实行自治政府的时期，它是通向充分民主的第一步；最后阶段，才是实行立宪政府的时期。见谭春霖：《20世纪的中国政治思想》（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美国，纽约，1971年，第7—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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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逮捕胡汉民以及这一时期的权力斗争的详细情况，请见雷啸岑前引书，第118—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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