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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与东北军的战斗中，共产党俘虏了张学良的一个团长，名叫高福源。共产党像对待自己尊贵的客人一样款待他，向他反复阐述为抵抗日本而建立同盟的意义。高福源深受触动，发誓回到西安（张学良司令部所在地）后，他将恳求少帅停止打共产党，与红军一起抗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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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释放高福源的时候，周恩来要他带一封秘信给少帅。周恩来在信中呼吁这位东北军首领，调转枪口，对准他的真正敌人——在他的家乡东北烧杀抢掠的日本人。周恩来指出：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自己的兄弟以饱狼腹，这非人类所为。后来，当少帅看到这封信时，不禁喉头哽咽，双眼盈满泪水。[26]张学良动了感情，他答应高福源考虑与共产党停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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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共产党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为首的委员会，专门做“白军”的工作。1936年5月陕北共产党与张学良秘密建立起联系。[27]周恩来派许多主要由妇女组成的宣传队主动接近东北军，表演这种主题的节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已背井离乡四年了，为什么不和我们一同打回老家去？”[28]她们唱起最令人伤感的歌，下面就是其中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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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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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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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29]“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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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到处在唱，广为流传。不仅东北军官兵在唱，所有在西安和全国各地的东北人都在唱，唱至伤心处，触景生情，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人都不禁热泪涟涟。当1935—1936年冬季降临后，西北的严寒侵袭着东北军和红军士兵。这时，周恩来设法把红军的给养匀出一些，把它们转交给衣衫单薄的东北军士兵。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尤其是经过共产党教育的年轻军官们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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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年轻部下的热情空前高涨，特别想与共产党合作，抵抗日本侵略。亲日分子在东北军中不得人心。不仅像王以哲这样的老将领支持年轻士兵打日本，甚至比较保守的人，如何柱国和于学忠等也都跃跃欲试，不甘落后。军心所向，同仇敌忾，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的少帅当然也不例外。少帅的秘书兼政治顾问苗剑秋曾劝他直接与毛泽东会晤，[31]对此，少帅尚犹豫不决。杀父之仇，亡国之恨，使少帅对日本人充满仇恨。但他一直受蒋介石所控制，尽管他充分信赖其青年军官，但在打算与共产党联系时不免心存顾忌，怕这一秘密可能泄露出去。陕北共产党看出这一点，所以，他们主张只同张学良一人保持联系，所有与其他地方军事领袖的联系都应通过他来进行，这样更为安全，并有助于使少帅打消可能产生的任何顾虑。因为他当时已经怀疑共产党已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达成了默契，杨的司令部也设在西安。当他得知共产党只同他保持联系时，方才如释重负。他告诉共产党，他能处理一切，包括与四川军阀沟通联系，他要求共产党不要与他们直接联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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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中旬至3月初，中共中央指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赴洛川冯家村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与张学良、王以哲就合作抗日进行会谈，初步达成了各守原防、停战、通商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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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的正式会谈，经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36年初，李杜[33]派共产党中间人刘鼎为少帅和潘汉年——周恩来的副手，共产国际代表——安排了一次会见。地点在上海郊外一个餐馆。但是，因为潘汉年没有权力对所商谈的停火问题提出具体的条件，故这次会谈没有成功。此后，红军于1936年3月4日，在距西安150里处的甘泉城，自动解除了对东北军的包围，以此作为一种善意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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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宣布，除非红军受到攻击，否则决不打东北军。3月初，在已经倾向共产党的王以哲将军劝说下，少帅在洛川会见了一位红军代表李克农，李是共产党内保卫局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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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克农的地位不高，双方就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达不成协议。当时，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尚处于“反蒋抗日”阶段，对此，少帅表示异议。他问李克农：你们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否应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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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回答：蒋绝不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他对外屈从，专打内战，残酷镇压抗日爱国运动。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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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会谈的气氛始终是坦诚而友好的。最后，双方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34]同时，少帅表示：愿意直接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谈。1936年4月9日，少帅终于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见面了。会谈大约持续了两到三个小时，少帅的态度真挚而坦率，他向周恩来保证：他张学良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正在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谈到当前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二人心潮起伏，都流下了悲愤的泪。周恩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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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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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被周恩来的诚挚深深地感动了，这次会见在少帅的感情上掀起了万丈波澜，他完全为周恩来的人格和共产党人为争取实现统一战线的执著追求所倾倒。后来他曾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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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充分接受了他的观点，并表达对日复仇的愿望，不仅为了他们给我的家庭带来的不幸，也为了他们给中国造成的民族耻辱。所以，我决定，不甘心在为中国而奋斗中落在他人后面。然而，我向他指出，我有自己的上级，许多事情以我的地位是不能决定的。但是，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蒋委员长理解他们。我们还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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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施会谈旧址。肤施即今天延安的古名。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的会谈，对于争取西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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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拥戴蒋介石领导的问题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周恩来承认这一点，他说：共产党并非不愿意争取蒋介石这一强大的集团抗日，而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蒋介石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却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清朝西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主张如出一辙。所以，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走狗。周恩来接着宣称：只有用民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才对抗日救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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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听罢，沉吟不语，良久，方缓缓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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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他可能不甚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也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后顾之忧。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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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周恩来肃然起身，历数蒋介石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血腥镇压共产党的种种行径，说得十分激动，张学良一时也无言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