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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周恩来长吁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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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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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赶忙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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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抗日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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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对此，张学良十分高兴，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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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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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把蒋视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唯一当然领袖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双方基本达成了协议。周恩来进一步向少帅解释到：红军的大部分将领，都是蒋介石以前的部下，因此，只要蒋介石以诚相待，他们愿意再度服从他的指挥。[38]然后，他们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停战的条件，达成了如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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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军全部编入国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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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使红军保持其战斗力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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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改编的部队也包括所有留在江西、湖南两省和大别山脉中的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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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军应得到与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同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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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产党人同意在军队中停止政治活动，停止其他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然而，共产党员作为个人将保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但参加反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活动的权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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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共产党的非军事人员应该被允许居住在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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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败日本以后，红军应和国民革命军享受同样的退役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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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继续作为一个合法政党活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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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少帅说：如果他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用意，他周恩来愿意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少帅连声回答说：没有必要。并答应向他的上级蒋介石报告，努力劝说他同意这一既成事实。[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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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31日，张学良在洛阳借为蒋介石祝寿之机，劝谏蒋介石抗日，遭到拒绝。左起：于学忠、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阎锡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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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谈，对于共产党和东北军双方来说，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共产党方面来看，会谈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便发布“五•五通电”，指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国难当前，内部自相残杀，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41]从而中共将“反蒋抗日”口号变为“联蒋抗日”。这一策略转变固然是中共对国内外局势通盘考虑的结果，但其中也不能排除少帅的影响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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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张学良来说，这次会谈，使少帅完全了解了共产党主张抗日、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和诚意。根据他与周恩来的约定，此后，他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为己任，屡次劝谏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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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学良的叙述，他1936年6月前往南京开会，在与蒋介石一同乘车去宪兵学校的路上，张学良决定把他与周恩来的会见报告给蒋介石，但却错过了机会。后来他曾又去南京两次，一次在6月，另一次在9月，但他都没有机会接近蒋介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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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张学良在洛阳拜见了蒋介石，向他说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计划。为了使他的话更有说服力，少帅强调这一事实：中国要反对日本就必须联合苏联。如果蒋介石不想与红军合作，他也就必须考虑能否与苏联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蒋介石峻然回答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都被关进监狱，那时再来谈论这一问题。蒋介石还说：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于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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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解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选择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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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谏蒋介石的努力失败了，看来全面停止内战是毫无希望的。于是张学良通知周恩来，实现局部停火是有可能的。共产党遂派叶剑英来到西安，带来一份详细的停火计划和一份由毛泽东签署的正式停战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东北军今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完全针对日本人的，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少帅。少帅建议，红军向北撤退，创造一个缓冲地带。共产党果真实现了他们对少帅的诺言，从瓦窑堡撤出军队，向北驻扎在三个平原地带（靖边、安边和定边）。张学良从中体会到：共产党人除了信仰共产主义以外，与其他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毫无两样，都是值得信赖的。他本人便把他与共产党的口头允诺和书面协定看作是有约束力的，不能轻易背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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