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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产党人同意在军队中停止政治活动，停止其他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然而，共产党员作为个人将保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但参加反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活动的权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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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共产党的非军事人员应该被允许居住在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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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败日本以后，红军应和国民革命军享受同样的退役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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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继续作为一个合法政党活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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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少帅说：如果他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用意，他周恩来愿意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少帅连声回答说：没有必要。并答应向他的上级蒋介石报告，努力劝说他同意这一既成事实。[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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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31日，张学良在洛阳借为蒋介石祝寿之机，劝谏蒋介石抗日，遭到拒绝。左起：于学忠、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阎锡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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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谈，对于共产党和东北军双方来说，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共产党方面来看，会谈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便发布“五•五通电”，指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国难当前，内部自相残杀，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41]从而中共将“反蒋抗日”口号变为“联蒋抗日”。这一策略转变固然是中共对国内外局势通盘考虑的结果，但其中也不能排除少帅的影响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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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张学良来说，这次会谈，使少帅完全了解了共产党主张抗日、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和诚意。根据他与周恩来的约定，此后，他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为己任，屡次劝谏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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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学良的叙述，他1936年6月前往南京开会，在与蒋介石一同乘车去宪兵学校的路上，张学良决定把他与周恩来的会见报告给蒋介石，但却错过了机会。后来他曾又去南京两次，一次在6月，另一次在9月，但他都没有机会接近蒋介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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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张学良在洛阳拜见了蒋介石，向他说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计划。为了使他的话更有说服力，少帅强调这一事实：中国要反对日本就必须联合苏联。如果蒋介石不想与红军合作，他也就必须考虑能否与苏联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蒋介石峻然回答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都被关进监狱，那时再来谈论这一问题。蒋介石还说：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于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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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解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选择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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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谏蒋介石的努力失败了，看来全面停止内战是毫无希望的。于是张学良通知周恩来，实现局部停火是有可能的。共产党遂派叶剑英来到西安，带来一份详细的停火计划和一份由毛泽东签署的正式停战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东北军今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完全针对日本人的，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少帅。少帅建议，红军向北撤退，创造一个缓冲地带。共产党果真实现了他们对少帅的诺言，从瓦窑堡撤出军队，向北驻扎在三个平原地带（靖边、安边和定边）。张学良从中体会到：共产党人除了信仰共产主义以外，与其他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毫无两样，都是值得信赖的。他本人便把他与共产党的口头允诺和书面协定看作是有约束力的，不能轻易背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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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周会谈以后，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由互不侵犯进而发展到互相合作。与之相适应，少帅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他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一次，南京青年学生一行90人到西安拜会张学良。有的学生问：你看共产党能成功吗？少帅回答：一定能成功。学生又问：何以见得？少帅答：因为共产党代表穷人利益，而穷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45]以他当时的身份，敢于如此公开回答学生的问题，就连少帅身边已被“赤化”了的工作人员也为之震惊。少帅的亲共态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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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周会谈大大加速了共产党对东北军的渗透，周恩来亲自把他从前在奉天的校友卢广绩安插在少帅的剿共司令部里任政训处长。[46]少帅还允许共产党在西安成立联络处，以前共产党保卫局局长邓发为首，从而在东北军和西安共产党代表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47]西安迅速成为左翼分子的城市，他们与亲共组织如全国救亡同盟、全国学生联合会等互相呼应。通过这些关系，张学良也对上海共产党工人组织发动的日本纱厂罢工提供了财力支援。[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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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东北军常在平地上挖一土沟，人坐在沟里，以土台做饭桌。此图为张学良巡视部队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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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被邀请到西安，改进东北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组织，为与日本作战做准备。叶剑英出使西安的结果，是建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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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革东北军的陈腐习气，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张学良于1936年6月在西安以南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亲自任正、副团长，抽调东北和西北两军营以上的军官轮流受训。少帅经常亲临王曲，吃住在训练团简陋的营地里边。当时在东北军中，青年军官的思想非常激进，抗日情绪非常高昂。一日傍晚，少帅与学员们饭后闲谈，话题扯到目前的局势，东北沦陷已有数年，东北军流离失所，抗日光复渺渺无期，说到这里，会场一片悲壮苍凉的气氛。有人哭喊道：请副司令率领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一时间群情激愤，引起一片共鸣。少帅站起身来，流着眼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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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心情和意见都很好，请相信我，我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怎能忘记报仇雪恨、收复失地呢？！大家不要急，做好准备，我一定领大家走上抗日征途，披甲还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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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种种因素，张学良准备采取独立于南京政府的行动路线。1936年6月，张学良与其东北军将领在西安举行会议，通过了六点纲领，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暂缓成立反共联合政府。9月末，少帅和中国西北其他军政领袖计划组成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的五省同盟。10月，由于局势发展日益严重，少帅同意计划成立一个西北国防政府。[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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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最初于1921年7月30日在上海举行，下列13人出席了大会：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何叔衡、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然而，会议开始前不久，何叔衡被派回湖南，所以只有12个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召开了几个晚上的秘密会议以后，与会者之一（李汉俊）的家遭到警察的搜查，陈公博被警察的监视吓坏了。他本来是携带新婚夫人到上海度蜜月的，于是借机仓皇逃离，只剩下11个人继续开会。因为警察的搜捕，他们决定搬到嘉兴南湖开会。由于李汉俊的家遭到搜查，他没有去，只剩下10个人出席会议。要想详细研究成立会议的情况，请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美国，劳伦斯，1971年，第2卷，第2章。其他与会者的著作有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美国，纽约，1960年；《寒风集》，N.P.，1944年，第197—267页。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录》，载于《共产国际》，美国版，第3卷，第10号，1936年10月，第1961—1966页；英国版，第13卷，第9号，1936年9—10月，第57—569页。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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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李大钊的详细生活和他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贡献，请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Da-z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英国，剑桥，1967年。关于陈独秀的生活和贡献，请见郭成棠：《陈独秀》，美国，新泽西，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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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次围剿是1930年10月；第二次是1931年2月；第三次是1931年9月；第四次是1933年4月；第五次是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