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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的正式会谈，经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36年初，李杜[33]派共产党中间人刘鼎为少帅和潘汉年——周恩来的副手，共产国际代表——安排了一次会见。地点在上海郊外一个餐馆。但是，因为潘汉年没有权力对所商谈的停火问题提出具体的条件，故这次会谈没有成功。此后，红军于1936年3月4日，在距西安150里处的甘泉城，自动解除了对东北军的包围，以此作为一种善意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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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宣布，除非红军受到攻击，否则决不打东北军。3月初，在已经倾向共产党的王以哲将军劝说下，少帅在洛川会见了一位红军代表李克农，李是共产党内保卫局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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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克农的地位不高，双方就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达不成协议。当时，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尚处于“反蒋抗日”阶段，对此，少帅表示异议。他问李克农：你们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否应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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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回答：蒋绝不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他对外屈从，专打内战，残酷镇压抗日爱国运动。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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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会谈的气氛始终是坦诚而友好的。最后，双方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34]同时，少帅表示：愿意直接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谈。1936年4月9日，少帅终于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见面了。会谈大约持续了两到三个小时，少帅的态度真挚而坦率，他向周恩来保证：他张学良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正在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谈到当前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二人心潮起伏，都流下了悲愤的泪。周恩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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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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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被周恩来的诚挚深深地感动了，这次会见在少帅的感情上掀起了万丈波澜，他完全为周恩来的人格和共产党人为争取实现统一战线的执著追求所倾倒。后来他曾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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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充分接受了他的观点，并表达对日复仇的愿望，不仅为了他们给我的家庭带来的不幸，也为了他们给中国造成的民族耻辱。所以，我决定，不甘心在为中国而奋斗中落在他人后面。然而，我向他指出，我有自己的上级，许多事情以我的地位是不能决定的。但是，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蒋委员长理解他们。我们还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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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施会谈旧址。肤施即今天延安的古名。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的会谈，对于争取西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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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拥戴蒋介石领导的问题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周恩来承认这一点，他说：共产党并非不愿意争取蒋介石这一强大的集团抗日，而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蒋介石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却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清朝西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主张如出一辙。所以，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走狗。周恩来接着宣称：只有用民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才对抗日救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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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听罢，沉吟不语，良久，方缓缓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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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他可能不甚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也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后顾之忧。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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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周恩来肃然起身，历数蒋介石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血腥镇压共产党的种种行径，说得十分激动，张学良一时也无言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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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周恩来长吁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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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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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赶忙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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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抗日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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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对此，张学良十分高兴，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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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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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把蒋视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唯一当然领袖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双方基本达成了协议。周恩来进一步向少帅解释到：红军的大部分将领，都是蒋介石以前的部下，因此，只要蒋介石以诚相待，他们愿意再度服从他的指挥。[38]然后，他们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停战的条件，达成了如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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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军全部编入国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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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使红军保持其战斗力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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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改编的部队也包括所有留在江西、湖南两省和大别山脉中的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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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军应得到与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同样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