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801421
张、周会谈以后，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由互不侵犯进而发展到互相合作。与之相适应，少帅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他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一次，南京青年学生一行90人到西安拜会张学良。有的学生问：你看共产党能成功吗？少帅回答：一定能成功。学生又问：何以见得？少帅答：因为共产党代表穷人利益，而穷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45]以他当时的身份，敢于如此公开回答学生的问题，就连少帅身边已被“赤化”了的工作人员也为之震惊。少帅的亲共态度由此可见。
1705801422
1705801423
张、周会谈大大加速了共产党对东北军的渗透，周恩来亲自把他从前在奉天的校友卢广绩安插在少帅的剿共司令部里任政训处长。[46]少帅还允许共产党在西安成立联络处，以前共产党保卫局局长邓发为首，从而在东北军和西安共产党代表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47]西安迅速成为左翼分子的城市，他们与亲共组织如全国救亡同盟、全国学生联合会等互相呼应。通过这些关系，张学良也对上海共产党工人组织发动的日本纱厂罢工提供了财力支援。[48]
1705801424
1705801425
1705801426
1705801427
1705801428
在陕北，东北军常在平地上挖一土沟，人坐在沟里，以土台做饭桌。此图为张学良巡视部队时留影。
1705801429
1705801430
与此同时，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被邀请到西安，改进东北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组织，为与日本作战做准备。叶剑英出使西安的结果，是建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49]
1705801431
1705801432
为了改革东北军的陈腐习气，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张学良于1936年6月在西安以南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亲自任正、副团长，抽调东北和西北两军营以上的军官轮流受训。少帅经常亲临王曲，吃住在训练团简陋的营地里边。当时在东北军中，青年军官的思想非常激进，抗日情绪非常高昂。一日傍晚，少帅与学员们饭后闲谈，话题扯到目前的局势，东北沦陷已有数年，东北军流离失所，抗日光复渺渺无期，说到这里，会场一片悲壮苍凉的气氛。有人哭喊道：请副司令率领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一时间群情激愤，引起一片共鸣。少帅站起身来，流着眼泪说道：
1705801433
1705801434
大家的心情和意见都很好，请相信我，我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怎能忘记报仇雪恨、收复失地呢？！大家不要急，做好准备，我一定领大家走上抗日征途，披甲还乡。[50]
1705801435
1705801436
出于上述种种因素，张学良准备采取独立于南京政府的行动路线。1936年6月，张学良与其东北军将领在西安举行会议，通过了六点纲领，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暂缓成立反共联合政府。9月末，少帅和中国西北其他军政领袖计划组成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的五省同盟。10月，由于局势发展日益严重，少帅同意计划成立一个西北国防政府。[51]
1705801437
1705801438
[1]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最初于1921年7月30日在上海举行，下列13人出席了大会：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何叔衡、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然而，会议开始前不久，何叔衡被派回湖南，所以只有12个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召开了几个晚上的秘密会议以后，与会者之一（李汉俊）的家遭到警察的搜查，陈公博被警察的监视吓坏了。他本来是携带新婚夫人到上海度蜜月的，于是借机仓皇逃离，只剩下11个人继续开会。因为警察的搜捕，他们决定搬到嘉兴南湖开会。由于李汉俊的家遭到搜查，他没有去，只剩下10个人出席会议。要想详细研究成立会议的情况，请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美国，劳伦斯，1971年，第2卷，第2章。其他与会者的著作有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美国，纽约，1960年；《寒风集》，N.P.，1944年，第197—267页。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录》，载于《共产国际》，美国版，第3卷，第10号，1936年10月，第1961—1966页；英国版，第13卷，第9号，1936年9—10月，第57—569页。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1—46页。
1705801439
1705801440
[2]关于李大钊的详细生活和他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贡献，请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Da-z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英国，剑桥，1967年。关于陈独秀的生活和贡献，请见郭成棠：《陈独秀》，美国，新泽西，1975年。
1705801441
1705801442
[3]第一次围剿是1930年10月；第二次是1931年2月；第三次是1931年9月；第四次是1933年4月；第五次是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
1705801443
1705801444
[4]描写长征的第一部书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纽约，1961年，第五部分。下列有关长征的书值得一读：尼姆•韦尔斯：《红色骚动》（Red Dust），美国，斯坦福，1952年；艾格尼丝•斯沫特莱：《伟大的历程：朱德的生活与时代》（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Zhu De），美国，纽约，1965年；安东尼•加村万底：《长征》（“The Long M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65年，第22期，第89—124页；杰罗姆•切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ao Zh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185—200页；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5、6、7章；迪克•威尔森：《长征》，美国，纽约，1971年；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21—1972》（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美国，纽约，1973年，第2、3、4章。关于这一问题的中文资料见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香港，197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回顾长征》，北京，1957年；陈毅等：《艰难的岁月：革命斗争回忆录》，香港，1976年；张春如：《长征的故事》，香港，1954年。
1705801445
1705801446
[5]《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第1卷，第60页。
1705801447
1705801448
[6]斯沫特莱前引书，第309页。
1705801449
1705801450
[7]斯诺前引书，第180—181页。
1705801451
1705801452
[8]林毓英是林彪的叔父，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劳工运动。1933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出席了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工会会议。后来他和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受命将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转达给中国共产党，为保密起见，他化名为张豪。见张国焘前引书，第445页。
1705801453
1705801454
[9]关于这段历史背景，请见鲁曼•P.范斯莱基：《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Enemies an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美国，加利福尼亚，1967年，第3、4章。
1705801455
1705801456
[10]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曾发表一份宣言，但是这一消息从未传达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中收录了这一中文的宣言。见《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洋书堂缩微资料》，东京洋书堂，1969年，第1卷；《时论选集》，上海，1937年；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42—45页；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国民史参考资料》，上海，1951年，第263—268页；郭化龙：《中共史论》，台北，1969年，第2卷，第83—86页。该宣言的英文版登载于《共产国际》，第13期，1936年2月，第213—214页；维拉•西蒙娜：《革命中的中国》（China in Revolution），英国，格林威治，1968年，第197—220页；劳伦斯•R.辛格：《危机中的中国》（China in Crisis），美国，纽约，1945年，第613—619页。关于对这一宣言的论述，见詹姆斯•C.托马森：《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统一战派》，载《中国论文选》，1957年，第11篇，第105—112页。
1705801457
1705801458
[11]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前引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3—178页。仔细阅读毛泽东对“从上到下的统一战线”的解释可以体会到，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只保持一种松散的隶属关系，而他们正是毛泽东要联合的对象。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像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和宋哲元等人。另见《西安事变资料》，北京，1980年，第1辑，第20页。
1705801459
1705801460
[12]张国焘前引书，第456页。
1705801461
1705801462
[13]格林前引书《阎锡山》，第218页。
1705801463
1705801464
[14]周恩来的信被收录在陈立夫著《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近代中国》，台北，1977年，第2号，第1618页）一文中。周恩来的信标明的日期是9月1日，没注明年份，但陈立夫说，周恩来的这封信是1935年秋写给他和其兄的。
1705801465
1705801466
[15]周恩来的信被收录在陈立夫著《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近代中国》，台北，1977年，第2号，第1618页）一文中。周恩来的信标明的日期是9月1日，没注明年份，但陈立夫说，周恩来的这封信是1935年秋写给他和其兄的。
1705801467
1705801468
[16]周恩来的信被收录在陈立夫著《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近代中国》，台北，1977年，第2号，第1618页）一文中。周恩来的信标明的日期是9月1日，没注明年份，但陈立夫说，周恩来的这封信是1935年秋写给他和其兄的，第1920页。后来在1935年末，孙科负责恢复了中苏文化交流。这显然具有政治含义。见《中国的抵抗和革命》，美国，柏克莱，1974年，第41页。
1705801469
1705801470
[17]陈立夫前引文，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