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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学生抗日救国的要求，蒋介石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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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要求内蒙和华北自治的运动从日本人手里炮制出来。内蒙自治的用意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华北自治的用意是要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和绥远）从南京政府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与满洲国关系密切的自治区，从而打击南京的力量，削弱它的影响。[5]这项计划由日本驻屯军和关东军分担，梅津美治郎的任务是拿下华北五省，而关东军的任务是征服内蒙。[6]为了完成这一使命，阴谋家们采取了他们的惯用手段：制造事端以作为提出领土和主权要求的借口，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一事端便成为“惩罚性”军事行动的借口，[7]然而，遗憾的是日本人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可供他们提出非分要求的事端，中国像一个受惯了气的小媳妇一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地忍受着日本这位蛮横婆婆的虐待。因此，尽管它十分挑剔，但却很难找出中国的差错，华北的局势基本上是平稳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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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在内蒙古却找到了机会。早在1933年，蒙古王公德王就组建了一个由他控制的内蒙古自治会，南京当局不给这个自治会提供任何经济上的援助。日本人感到其中有机可乘，于是，1935年8月，关东军总司令官本庄繁派石本和田中二人前去拜会了德王，这次拜访的目的是建立联系，使内蒙古自治委员会与日本保持密切的关系，以便由日本帮助建立一个以德王为首的自治政府，然后，它将成为与关东军反苏政策保持一致的独立政府。[9]德王起初并不同意，到了8月，他终于答应与本庄繁密切合作，由关东军对他提供财政资助。1936年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委员会迁移，由日本人充当顾问。结果，一个独立的内蒙古政府秘密建立起来，它与满洲国签订了政治、经济互助协定，成为日本卵翼下的又一个仆从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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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关东军忙于内蒙事务时，华北驻屯军也开始在华北下手了，他们既然找不到得以对中国提出要求的借口，于是，决定凭空捏造一个。1935年5月中旬，两个亲日华人在天津日租界被杀，华北驻屯军参谋长对南京政府派驻华北的最高军事代表何应钦将军宣称，日本军队把这次谋杀事件看做是一个排日的挑衅行为，他警告，如果中国不满足对日本的一些补偿性条件，日本将采取严厉措施。他要求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军；从河北撤出中国的军队和警察；遣散国民党官员及其在河北的组织。中国屈从了这些无理要求，遣散了某些政府官员，取缔了国民党党部等组织机构，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于将军的职务。[11]可日本人并不满足于这些让步，1935年5月29日，梅津美治郎再次派酒井会见了何应钦，要求禁止所有的反日活动，否则日本政府将采取无限制的军事行动予以惩罚。[12]这种强硬的要求，实质等于最后通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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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和平，中国方面同意妥协。1935年6月10日，何将军接受了日本人的要求，从而产生了著名的《何梅协定》。[14]国民党在河北的所有机关统统被封闭，武装力量全部调离河北；重新明确申明禁止各种反日活动；河北省会迁往其他城镇。[15]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队进驻河北，并威胁道：如果中国吁请英、美出面干涉，日本将以武力完全占领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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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梅津美治郎在河北寻衅闹事，平津危机余波未息之际，察哈尔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1935年6月，四个日本军官驱车通过张北地区之时，中国驻军要求他们接受检查，结果发现他们没有入境所需要的领事馆签证。经过短暂的盘查，中国军队按照平津地区驻军司令宋哲元的命令释放了他们。这本来是件极为平常的小事，可日本人却宣称，这是对日本军队的侮辱，并通过日本领事馆，要求中国惩办有关官员；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与此同时，他们还就此事，请日本驻天津的军队出面声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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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本庄繁按照东京的指示，派关东军高级幕僚土肥原到天津，就察哈尔事件与中国谈判。1935年6月27日，土肥原和秦德全（宋哲元的高级助手）达成了一项协定，即所谓《秦土协定》。[17]内容包括撤销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许多中国军官受到惩处；第二十九军撤离察哈尔东部，当地的秩序委托给维持和平部队负责；禁止中国向察北地区移民；国民党人撤出察哈尔；严禁反日活动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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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塘沽停战协定》产生的非军事地带便由河北扩大到察哈尔。1935年9月，本庄繁再次派土肥原到华北，企图在这里建立一个作为缓冲国的自治政府，它将与满洲国密切合作。为了寻找借口，土肥原审时度势，决定打出反共防共的旗号。[19]他的第一步计划是诱使华北老牌军阀吴佩孚来做华北自治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但是由于某些中国将领拒绝合作，吴佩孚亦未敢轻举妄动。[20]后来，土肥原重施故伎，企图说服平津地区驻军司令官宋哲元出任华北自治政府的首脑，并允诺：日本将尽可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这一劝诱再次遭到拒绝。[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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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企图失败以后，日本人开始变换其他侵略手段。1935年7月20日，一个姓吴的中国人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在河北发动暴乱，要求自治，但很快就失败了。[22]后来，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冀东行政专员殷汝耕于1935年9月15日向南京通电，要求自治。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于通县宣告成立，宣布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这个新的傀儡政权变成贩毒和走私的中心，全部军政事务、财政税收等都控制在日本人手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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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这个傀儡政权，中国建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河北、察哈尔及平津地区的一切军政事务。1935年12月18日，宋哲元走马上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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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诱遭到拒绝，自治傀儡政府又受到中国政务委员会的抵制，土肥原于无可奈何之中，又耍新的花招：他要求政务委员会改名为华北自治政府，撤销负责与南京政府联系的工作机构。他还要求控制公众舆论，不应反对自治的主张；修筑铁路；重新调整海关关税，提高欧美进口商品的进口税率，降低日本商品的关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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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肥原的策划，华北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它完全从南京政府统治下独立；另一个是设在天津的以平津地区驻军司令宋哲元为首的冀察自治区，它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也在日趋走向“自治”。华北的局势已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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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北的吞食，引起了天津地区知识界和学生们的忧虑和恐慌。在蒋梦麟、胡适、梅贻琦、袁通礼和其他著名教育家的倡导下，2600多名大中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运动，它在北平触发了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最大一场爱国主义学生运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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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末，燕京大学学生计划在北平发动一次反对自治的游行示威，希望通过广泛的抵制，使华北免于落入日本人之手。[27]12月3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席何应钦（蒋介石任主席）来到北平。同一天，学生们决定，游行示威定于12月9日，[28]这正是宋哲元宣布华北“脱离”南京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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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来自各个大中学校的近千名学生，[29]列队来到何应钦的司令部请愿，他们要求：（1）反对所谓“自治政府”；（2）外交公开；（3）停止任意逮捕学生；（4）保护领土完整；（5）停止一切内战；（6）保证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30]何应钦拒绝接见学生示威者。当天下午，学生们进军日本公使馆，在那里遇到中国宪兵的阻拦，为首的就是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警察当局出动架有机关枪的摩托车，朝天放枪，许多学生遭到逮捕和毒打。[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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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局以各种禁令和高压措施镇压学生运动，但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倒。第二天，北平各学院、大学和高中的所有学生继续罢课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12月13日，六所大学的校长既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又感到有必要加强纪律，便联合发表声明，敦促学生回到自己的教室中去。然而，学生们拒绝服从，于12月16日发动了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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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游行示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开幕典礼。这一目的达到了，由于学生们不屈不挠的坚决抵制，自治政府开幕典礼的日子推迟到12月18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幕这一天，南京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请愿书。[32]蒋介石在这次集会上向学生们发誓：“我决不会签署任何有损于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和秘密协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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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北平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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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队伍冲破重重封锁，向前门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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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游行示威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们迫使日本放弃了通过外交手段接管整个华北的企图；同时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施加了日益高涨的压力，要求它建立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此外，这一时期学生们的反日运动也是中国结束不抵抗政策的开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人最能感受到它的直接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成为学生运动中最积极的一支力量，他们带头把城市的游行示威扩展到了农村。许多东北学生来到西安，在那里，他们受到少帅的欢迎。很快，整个东北大学也迁到西安。学生们向少帅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不久以后，那里成为一个反叛的城市，最终迫使蒋介石承担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使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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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末的学生运动，迎来了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潮，它迅速扩展到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全国许多地方涌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团体，也是学生们不断鼓动的结果。它们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救亡运动，目的在于唤起民众，迫使南京政府抵抗日本侵略。[35]1936年5月末，全国50个爱国团体的代表云集上海，创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36]这一新成立的团体发表声明，要求结束中国的内部纷争，形成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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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学生运动迅速扩展到中国的许多地区，在全国许多大城市都重现了这一壮观的场面。12月份的学生示威运动激发了民族的觉醒，对于中国社会的两种强有力的重要阶层——知识界和军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两股势力既对造成国内的混乱与纷争负有责任，又是联合全民族共同对敌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