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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了国民政府的禁止和镇压，但12月的学生运动标志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致使全国各地的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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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日，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在西南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军，他们要求北上，到北方前线与日本作战。这一行动得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等国民党实力雄厚的军界领袖们的支持。6月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行辕对全国发布通电，并致电南京当局，要求拼死反对日本对华北的增兵，吁请北上抗日。[37]西南的反日要求不仅得到了学生们的拥护，就连国民党阵营中的军事首脑如冯玉祥等也为之动容。张学良也提议，停止对共产党的讨伐，抽出军队抵抗日本的侵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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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白崇禧（1893—1966）（右）李宗仁（1891—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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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领袖的联合反蒋抗日运动迅速被平定下来，但蒋介石所使用的武器并非枪弹，而是“银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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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种武器，蒋介石把陈济棠的主要将领余汉谋和掌握整个广东空军力量的黄广瑞收买过来，使他们加入了南京的阵营。然后，蒋介石又故伎重演，瓦解了广西的军队和空军，鼓励引诱他们开小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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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采取其惯用的分化瓦解的手段，先搞垮了陈济棠，然后分别将李宗仁和白崇禧调离广西，命李到南京任职，而将白崇禧委以浙江省主席之职。李、白二人抗命不从，于是蒋介石集中重兵，准备武力解决。李、白也在广西动员桂系军队，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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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场内战迫在眉睫之际，全国救亡联合会尽其最大的努力，制止内战，并通过了一个《抗日救亡战争试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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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会的五位领导人把这份纲领带到南京，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1936年7月15日，他们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他们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枪口一致对外”。他们在南方称赞两广联盟的领导人，而在北方则奉宋哲元将军为抗日的典型人物。他们要求蒋介石：（1）结束对西南的敌意行动，停止围剿红军的内战；（2）立即抵抗外侮，宣布全民族抗战；（3）允许自由宣传抗日，释放政治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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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1890—1954）（前中）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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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西北获悉了救国会的这些要求，立即对这封公开信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致全国救亡联合会的一封长信中，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共产党非常乐于响应他们的号召，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1]正当学生运动和民族救亡热潮交汇成一股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际，南京政府与日本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1935年10月7日，即将回国的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尽管当时没有公开宣布会谈的内容，但后来得到证实，就在这次会谈中，广田提出三点意见，即为著名的广田“对华三原则”，要求中国对此三原则予以同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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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田的著名三原则最初是对王宠惠建议的反应。1935年春，海牙国际法院常设法庭的中国法官王宠惠在旅经欧洲时，对广田外相提出三点建议：（1）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2）停止任何互相敌对的政治行动；（3）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解决双方重大问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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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7日，在王宠惠提出上述三点建议的一个多月之后，广田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反建议，声称日本愿意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与南京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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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府不应挑拨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中国要终止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只与日本建立友好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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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应在实际上承认满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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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建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携手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不仅在北方，而且要在全国各地消灭共产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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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给驻日大使蒋作宾的回电中，指示他这样回答广田：中国无意挑拨别国反对另一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之所以没有建立起良好关系，是因为两国关系中存在着许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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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中日两国之间建立起更为亲善的关系，则（1）中日之间的事情应由两国自己解决；（2）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既不应影响，也不应损害中日关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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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进一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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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承认满洲国，对此，日本应予以充分的理解。此后，虽然中国不能把满洲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看待，但她将决不使用任何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满洲国的地位问题。并且中国务必要与满洲国保持经济上的合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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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汪精卫还转告广田外相，至于反共的问题，中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消灭“赤匪”。如果有必要，中国愿意与日本讨论如何剿灭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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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按上述电报的精神，对广田外相的建议作了明确的答复……”蒋作宾自信地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恢复到1931年9月18日以前的状态。”[47]汪精卫宣布，他准备在经济上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但要竭尽全力维护主权的完整。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亲日派[48]和蒋介石感到：在目前的情况下，舍此无其他可行之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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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