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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吴天威教授所指出：这一政治性的军官训练学校的创立，标志着张学良生涯的关键性一步。因为他开始在陕西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基地，使之成为旨在加强东北军的政治团体。[59]他提出：“抗日是中国的唯一出路。”[60]这个口号给当时正在日益高涨的抗日爱国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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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22日，在一次给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训话时，张学良明确公开了他的立场。[61]少帅在这次讲话中指出，从他以前的决定和声明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但是现在应该把这一立场明确、坦率、公开地宣布出来，作为一个指导原则供学员们公开讨论。他所提出的主要原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抵抗日本，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国，而只有抗日，中国才能实现内部的统一。所以，统一和抗日战争不能截然分开，现在，抵抗日本侵略已是实现国内统一的必然结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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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感到学员们已被他的话所感动，经过他的一番慷慨激昂的痛切陈词，学员们已认识到抗日战争的必要性，并完全接受了这一原则。他提醒军官们，切不可对此事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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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日本人既已决心征服中国，就绝不会允许我们为抗日战争进行从容不迫的、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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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是东北军的神圣使命，要实现这一使命，唯有靠东北军将士的精诚团结，即万众一心，目标一致，完成一个中心任务，为新时代中的国家与人民建立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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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帅的性格中，总有一种利他主义。他毫无怨言地把东北的沦陷归咎为自己，告诉他的年轻军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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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用武力从我们手中夺走了东北，我们一定要以自己的力量把它夺回来。收复家园是我们的天职，我们东北军必须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我们应单独承担起最大的牺牲。[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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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最后说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抗日战争便不能在中国兴起。同样，没有全民总动员，抗日也就无从谈起。他预见到抗日将是一场持久战争，但中国终将会赢得胜利。[65]他要求其东北军将士要顾全大局，千万不要狭隘偏私。在与日寇的生死搏斗面前，没有时间空谈。必须把一团散沙似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唤起他们的热情，使之成为支持其领袖的强大后盾，与日寇在战场上拼个高低。[66]至于围剿中国共产党，张学良说，把剿共和抗日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前者是领袖给我们的临时命令，而后者是东北军最重要的使命。况且，共产党的力量已在迅速衰竭，有如强弩之末。相反，日本人方兴未艾，势力日渐增强。所以，抗日是唯一的问题。[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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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最后亲口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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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很久以前就下定决心，我将决不做任何有损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事情。不仅如此，我对所做出的牺牲决不反悔。如果砍下我的头对民族复兴有利，我将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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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共产党加紧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做统战工作之际，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也在日益加剧，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少帅联共抗日的决心益发坚定。1936年7月末，张学良亲自发起组织了抗日同志会，这是一个由东北人组成的秘密组织，少帅的用意是要使之成为联共抗日的核心机构。少帅自任抗日同志会的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苗剑秋为理论部长。这三人深得少帅的信任和器重，成为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核心人物。抗日同志会自成立起，至“西安事变”发生这四个月期间，共发展了70多个会员，其中许多人都掌管着东北军的机要部门，成为张学良身边的亲信，甚至包括几个共产党人。他们对少帅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贯彻统一战线路线，向他灌输反蒋情绪。由于这些人的活动，一系列抗日爱国组织和方案便接二连三地产生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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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奋不顾身地保护他手下的左翼分子。1936年夏，西安拥护统一战线和反对统一战线两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蒋介石的军警、宪兵和特务全力以赴，破坏统一战线运动，一度对左翼分子实行恐怖手段。8月底，蒋介石命令陕西省党部的特务逮捕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他当时在少帅司令部工作。同时遭到扣押的还有一名学生代表，以及一名前去打探情况的东北军官员。蒋介石一方面打算通过逮捕宋黎等人，破坏西安的统一战线运动；另一方面，也要给张学良一点颜色看看，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少帅闻讯，勃然大怒，派人截回宋黎，并找来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拍案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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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剿总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竟然擅自逮捕我的部下，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到底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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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唯唯诺诺，连声告罪。少帅余怒未息，命令孙铭九率卫队查抄省党部，抢回被扣在那里的两个人，并抄走全部电台密码和秘密档案。[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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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影响很大，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少帅亦觉过于唐突，乃于次日，电告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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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党部此举，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群情激愤，迫得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报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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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无奈，只好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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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予处分一节，应免置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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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矛盾的一次公开暴露，进一步加深了二人之间的裂痕。虽然蒋介石克制自己，隐忍不发，但他已决心当机立断，消弭隐患，彻底解决西北问题。而张学良采取了一条更加独立于南京政府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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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末，张学良和其他西北军政首脑计划组建西北五省同盟，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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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会见了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和一些中国新闻记者。他向他们透露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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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中国的真正统一是可以实现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齐心协力抵抗日本侵略了。我之所以抱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自从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地区以后，许多次内战迫在眉睫，但由于中国人民实际上都想联合一致，抗击外国侵略，所以民心之所向阻止了这些内战的爆发。因而，只有抵抗外辱，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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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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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西北其他军界高级人士绝对忠实于政府。但是，如果共产党能够与我们真诚合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抗击共同的外来入侵者，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像最近西南所发生的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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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要领导东北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甚至不惜与共产党携起手来，这与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截然不同。不仅如此，张学良还试图影响南京中央政府一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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