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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蒋介石感受到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上下的情绪，[89]张学良和杨虎城召见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正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接受训练的所有中级军官，为蒋介石的到来做了布置。在那次训话中，许多军官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他们对蒋介石所表达的意见可以概括为：我们只拥护愿意联合全民族共同抗日的领袖。他们明确表示要停止内战，保存国家的实力。有些人还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对东北军的装备给养应与中央军一样，要求对在与红军作战中的死难将士的家属发给抚恤金。一位军官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痛切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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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先剿共后抗日的政策绝无成功的希望。因为敌人不等你完成内部绥靖，便又会发动新的略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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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介石对此全然不理，仍大谈其继续内战的决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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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达义，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颠倒，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坚决制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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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猛烈抨击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称抗日需要首先镇压共产党，那些不愿意剿共的人与不愿意抗日的人毫无差别；共产党是更大的敌人。蒋介石的这些话，对少帅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据说张学良悲愤欲绝，当场就流下了眼泪。[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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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离开训练团之后，少帅的一个顾问苗剑秋对全体训练团学员又作了一番讲话。在谈到蒋介石训话的问题时，他使用了迄今为止最有煽动性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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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们打内战，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了无省无家之人，可是我们所有的东北军军官们竟然如此怯懦，难道我们连一个能比得上日本“二•二六”事件中的英雄的人也没有吗？[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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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苗剑秋这是在煽动人们应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杀死委员长。[94]苗剑秋后来与少帅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他劝张学良莫失良机，为了抗日，为了停止内战，为了建立统一战线，扣押蒋介石，“我们不是建立人民阵线，也不是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战线”。在这次秘密会谈中，苗剑秋问张学良是否真心支持蒋介石。张学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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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能力做中国的领袖，我的力量还未强大到那种程度。我也不想做领袖，我不能这样自私。我认为我能够使蒋介石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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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讲话激起学员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苗剑秋等人的起哄。图为苗剑秋（右一）和东北军年轻军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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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剑秋建议，我们必须在西安组织一次反日运动。张学良不想酿成事变，但他同意可以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一次向蒋介石请愿的游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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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苗剑秋写信给张学良，再次提出扣押蒋介石的问题。[96]张学良立即命令苗剑秋离开西安。于是，苗前往北平，直到1936年12月28日，才与詹姆斯•贝特兰一起回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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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觉察到，东北军已明显不可靠，他开始计划把他们调到福建去，调进他所信任的中央军。胡宗南将军和他的第一军已接到命令，开往甘肃去进攻红军。[97]成吨的弹药运抵西安，蒋介石计划调集30万军队，配备100架军用飞机，据说将要对共产党施放毒气。这些军事行动不仅是镇压共产党的手段，而且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也是对军心涣散的东北军的一种惩戒性措施，是对张学良的一个警告。[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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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日本人加紧了对华北的进犯。山西的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政策，他和张学良一样，开始认识到日本蚕食华北的真正危险，认识到要想挽救华北，一场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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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剑秋，外号“苗疯子”。这是他的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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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阎锡山在抗日和停止内战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少帅派他的私人秘书李金洲于1936年10月出使太原。李金洲不是东北人，并且他与阎锡山曾有过一面之交，曾经在阎的手下工作过两年。李金洲不虚此行，带回阎锡山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的重要情报。首先，阎锡山对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深感担忧，他认为继续实行围剿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如果全力来打内战，中国人就不可能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外来的敌人了。其次，阎锡山不打算反对蒋介石。但是，他愿意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在适当时机向蒋介石进行劝谏。[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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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获悉阎锡山的主张与他相类似，非常高兴。同年秋又派李金洲第二次出使太原。这一次少帅派了一位更有权威的代表与李同行，他就是张学良的前任总参谋长戢翼翘，他因年迈退休，在北平闲居。戢曾是阎锡山在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这次出使完全是保密的。他们在潼关渡过黄河，然后乘三等客车抵达太原。阎锡山对戢翼翘说了他早些时对李所表白过的立场。然后，戢因年迈多病，不堪旅途劳累，直接回到北平，把他写给少帅的报告交给了李金洲，由李带给少帅。张学良看过戢翼翘的报告后，对自己的立场更为坚定、信心更为充足了。[100]然而，直到10月末，张学良和阎锡山才直接会面。乘杨虎城启程前往洛阳，祝贺蒋介石五十大寿之机，阎锡山飞抵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经过一整天的会谈，张、阎二人搭夜车抵达洛阳。向蒋祝寿之后，他们二人便联合向蒋介石提出劝谏。蒋介石在回答他们时，对联合共产党的主张进行了谩骂式的抨击。他最后气愤地问张、阎二人：是你们听我的命令，还是我听你们的命令？少帅悲愤已极，却又无可奈何，唯有背地暗洒英雄泪而已。[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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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张学良（左）和杨虎城的最后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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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31日晚，张学良和阎锡山进行了单独会谈，讨论了很长时间。对此，他们二人后来都予以证实。根据一种说法，阎最后对少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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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汉卿，想想委员长的态度吧，我们还能说别的吗？我们今后只能相机行事，好自为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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