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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能力做中国的领袖，我的力量还未强大到那种程度。我也不想做领袖，我不能这样自私。我认为我能够使蒋介石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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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讲话激起学员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苗剑秋等人的起哄。图为苗剑秋（右一）和东北军年轻军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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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剑秋建议，我们必须在西安组织一次反日运动。张学良不想酿成事变，但他同意可以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一次向蒋介石请愿的游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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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苗剑秋写信给张学良，再次提出扣押蒋介石的问题。[96]张学良立即命令苗剑秋离开西安。于是，苗前往北平，直到1936年12月28日，才与詹姆斯•贝特兰一起回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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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觉察到，东北军已明显不可靠，他开始计划把他们调到福建去，调进他所信任的中央军。胡宗南将军和他的第一军已接到命令，开往甘肃去进攻红军。[97]成吨的弹药运抵西安，蒋介石计划调集30万军队，配备100架军用飞机，据说将要对共产党施放毒气。这些军事行动不仅是镇压共产党的手段，而且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也是对军心涣散的东北军的一种惩戒性措施，是对张学良的一个警告。[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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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日本人加紧了对华北的进犯。山西的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政策，他和张学良一样，开始认识到日本蚕食华北的真正危险，认识到要想挽救华北，一场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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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剑秋，外号“苗疯子”。这是他的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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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阎锡山在抗日和停止内战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少帅派他的私人秘书李金洲于1936年10月出使太原。李金洲不是东北人，并且他与阎锡山曾有过一面之交，曾经在阎的手下工作过两年。李金洲不虚此行，带回阎锡山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的重要情报。首先，阎锡山对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深感担忧，他认为继续实行围剿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如果全力来打内战，中国人就不可能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外来的敌人了。其次，阎锡山不打算反对蒋介石。但是，他愿意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在适当时机向蒋介石进行劝谏。[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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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获悉阎锡山的主张与他相类似，非常高兴。同年秋又派李金洲第二次出使太原。这一次少帅派了一位更有权威的代表与李同行，他就是张学良的前任总参谋长戢翼翘，他因年迈退休，在北平闲居。戢曾是阎锡山在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这次出使完全是保密的。他们在潼关渡过黄河，然后乘三等客车抵达太原。阎锡山对戢翼翘说了他早些时对李所表白过的立场。然后，戢因年迈多病，不堪旅途劳累，直接回到北平，把他写给少帅的报告交给了李金洲，由李带给少帅。张学良看过戢翼翘的报告后，对自己的立场更为坚定、信心更为充足了。[100]然而，直到10月末，张学良和阎锡山才直接会面。乘杨虎城启程前往洛阳，祝贺蒋介石五十大寿之机，阎锡山飞抵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经过一整天的会谈，张、阎二人搭夜车抵达洛阳。向蒋祝寿之后，他们二人便联合向蒋介石提出劝谏。蒋介石在回答他们时，对联合共产党的主张进行了谩骂式的抨击。他最后气愤地问张、阎二人：是你们听我的命令，还是我听你们的命令？少帅悲愤已极，却又无可奈何，唯有背地暗洒英雄泪而已。[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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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张学良（左）和杨虎城的最后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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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31日晚，张学良和阎锡山进行了单独会谈，讨论了很长时间。对此，他们二人后来都予以证实。根据一种说法，阎最后对少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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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汉卿，想想委员长的态度吧，我们还能说别的吗？我们今后只能相机行事，好自为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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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和阎锡山之间的会谈是极为保密的，其内容和二人所达成的协议可能从未透露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发生之际，他们二人达成了某种默契，即他们将齐心协力，互相声援，停止内战，以便解决华北问题。[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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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少帅11月份从洛阳回来后不久，他与杨虎城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向他倾吐了对蒋介石政策的极大失望，表示不愿意再打共产党了，并征求他的意见。杨虎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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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委员长到西安以后，咱们将他扣起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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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话，张学良大惊失色，一时目瞪口呆。[104]杨虎城自知失言，脸上露出惶恐之色。张学良看出这一点，向杨虎城保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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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放心，我绝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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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松了一口气，旋即略带讥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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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这样，对私人交情和个人得失的考虑总是高于民族和国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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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西安局势如此严重，鉴于东北军中抗日的情绪如此高涨，少帅给蒋介石发电，请求在洛阳与蒋见面。1936年10月31日，张学良前往洛阳。[105]蒋、张会谈的详细内容从未外露，但据说少帅提出了三点建议：（1）停止内战；（2）调东北军开赴绥远打日本；（3）释放上海救国会的六位领导人。蒋介石完全拒绝了张学良的上述建议。[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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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表明：1936年11月份前后，东北军的王以哲将军把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停战协定密报给南京CC派的西北头目齐世英。[107]齐立即派专人到洛阳，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件事情。[108]蒋介石当即决定，在西安召开一个军事会议。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总指挥以及中央高级军政官员集聚西安，讨论剿共事宜。[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