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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蒋介石与少帅的私人交情极深，非中国其他军事领袖所能相比。张学良在公开场合时常自豪地夸耀说：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110]杨虎城是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阀，他对蒋的忠诚是绝对没有问题。事实上，蒋介石料想杨虎城可能会对少帅存有某种戒心。陕西本来是杨虎城的地盘，西北“剿总”成立以后，张学良以代总司令身份进驻西安，十几万彪悍的东北军开进陕甘地区。当时盛传东北军“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借机夺取地盘，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这样，杨虎城不能不有所顾虑。而蒋介石曾有意利用张、杨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两头传言，使其互相猜疑，以便于控制。他万没料到，张、杨二人早已消除疑虑，串通一气。因此，蒋的连襟孔祥熙（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再提醒蒋介石，西安正大兴统一战线之风，劝他不要前去。[111]但是蒋还是带着他的计划于1936年12月4日抵达西安。与此同时，他的大批嫡系部队开进潼关，一批接一批的战斗机、轰炸机从全国各地，集结在西安机场上。南京政府的许多重要军政大员，如陈诚、卫立煌、万耀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等先后云集西安。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不同政见，而且也是为了商讨与共产党进行最后决战的方略。因为他确信，这次军事行动将最后完成剿共大业，彻底消灭红军的残余力量。[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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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走下飞机之时，数百名东北军官兵聚集在西安机场，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他停止剿共，[113]蒋介石大怒，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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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东北军中的左翼和右翼已泾渭分明，形成两股重要势力。东北军的军官们一致要求联共抗日，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军官们也支持这一主张，因为他们对继续剿共更无兴趣。他们认为，剿共是南京的战争，而他们都没有任何理由参加这场战争，何况日本人正在进犯他们邻近省区绥远，外患迫近，唇亡齿寒，在这个时候再与共产党消耗实力，对他们实为不利。[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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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西安之后，蒋介石连续接见了东北军的将领，他预想到会遇到相反意见，但他相信，他能够克服它们。蒋介石没有集体召见东北军将领，而是单独接见他们，企图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这样描写了他对东北军将领的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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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召集了驻扎在陕、甘地区剿共军队的将领，连续几天，一个一个地接见了他们。我向他们询问了前线的局势，部署了我的计划。我告诉他们，剿共战争已到最后关头，只需再加一把力量，就会取得最后的成功。我要求他们拿出勇气和毅力，尽其职守。[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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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日记没有提及他与东北军将领交谈的内容。但是，其他资料表明，蒋介石遇到许多不合作的反应。有些东北军将领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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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的两个兄弟和姐妹们惨死在东北家乡。……日本人的刺刀穿透了我父亲的身体，尸体至今未埋，仍做他乡之鬼……[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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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再使用东北军进行剿共战争已没有什么希望了，蒋介石开始认识到东北军问题的严重性质，在发动最后的剿共战役之前，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认为，第一步措施是重整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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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少帅苦口婆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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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您宣布：我们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可现在，五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老是告诉人民，我们在准备。敌人正在每日不停地侵占我们的国土，我们不能再等了。政府犹如银行，如果它不守信用，就会丧失信誉。现在，只有三条路可供我们选择：（1）抗日；（2）退缩；（3）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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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蒋介石充耳不闻，毫无所动。少帅横下一条心，破釜沉舟地说起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他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是爱国的，他们具有鲜明的抗日主张，因此应与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相反，大敌当前，内部互相倾轧，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之所为。他希望委员长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大骂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他严厉地告诫张学良，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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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将军流着眼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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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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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蒋介石（左）此时对张学良胸中酝酿着的政治风暴全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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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勃然大怒，厉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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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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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张之间的矛盾已经完全表面化、公开化了。少帅破釜沉舟，据理力争，而委员长则声色俱厉，摆出一副长者训斥不懂事的孩子时那种痛心疾首的姿态。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各自对对方都失去了信心，看来最后摊牌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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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到达西安后，除了张学良的劝谏使他心烦和震怒以外，他所遇到的另一麻烦就是学生们的反日爱国运动。1936年12月9日，西安的学生举行了为纪念前一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游行示威。这一天，数千名东北大学和西安各中学的学生涌上街头，要求支援绥远抗战。[118]张学良告诉杨虎城制止学生游行，因为蒋介石会发怒的。起初，少帅拒绝与学生见面，不想造成一种印象，即由他纵容或制造了这场示威。[119]学生们没见到少帅，便来到省政府大楼之前，南京所任命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接见了学生。他向学生们保证，国民党是爱国的，劝告他们不要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学生们又来到绥靖公署，求见杨虎城主任，可是仍未得到任何结果。他们深感失望，决定向临潼进军，请下榻在那里的蒋委员长亲自接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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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学生们要向临潼进发，地方当局惊恐万分，竭力阻止游行队伍。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指示公安局长马志超，一定要设法拦住学生。军警们遵照马志超的命令，向游行队伍开枪，两个中学生身负重伤。这两个学生都是东北军军官的孩子，所以枪击事件使局势变得十分危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闻讯，大惊失色，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拦截学生队伍，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少帅又急又气，急忙驱车追上游行学生。他对愤怒的学生人群讲话，[120]要求他们回到城里去，答应要把他们的要求向蒋介石提出。这时，一个学生跑到少帅跟前，泣不成声地说，张副司令，现在东北已经沦陷五年，难道你还要打内战吗？我们不怕死，我们愿意以死来挽救我们的国家。触景生情，所有的学生都跟着哭了起来。少帅声泪俱下，向学生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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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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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张学良把学生们的要求呈报给蒋介石，并试图再次劝谏。但蒋的脾气很坏，责怪少帅不该支持学生示威。第二天，12月10日，张学良在杨虎城将军的陪伴下，再次与蒋谈这个问题。蒋介石怒气冲天，拍打着桌子，用非常污秽的语言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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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1936年12月10日，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与西北军将领们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123]在那次会议上，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决定，撤换张学良的现任职务，把他连同其东北军调往福建，中央军要在即将开始的剿共战役中充当主力。蒋介石还任命当时已在西安的蒋鼎文将军接任西北剿共总司令的职务，[124]同时决定这条命令将在12月12日公布。[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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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收到报告，蓝衣社和军警特务已经拟好了一张“黑名单”，上面载有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姓名。但等换防命令一经宣布，便立刻将他们逮捕。[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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