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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的两个兄弟和姐妹们惨死在东北家乡。……日本人的刺刀穿透了我父亲的身体，尸体至今未埋，仍做他乡之鬼……[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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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再使用东北军进行剿共战争已没有什么希望了，蒋介石开始认识到东北军问题的严重性质，在发动最后的剿共战役之前，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认为，第一步措施是重整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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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少帅苦口婆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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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您宣布：我们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可现在，五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老是告诉人民，我们在准备。敌人正在每日不停地侵占我们的国土，我们不能再等了。政府犹如银行，如果它不守信用，就会丧失信誉。现在，只有三条路可供我们选择：（1）抗日；（2）退缩；（3）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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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蒋介石充耳不闻，毫无所动。少帅横下一条心，破釜沉舟地说起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他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是爱国的，他们具有鲜明的抗日主张，因此应与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相反，大敌当前，内部互相倾轧，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之所为。他希望委员长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大骂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他严厉地告诫张学良，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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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将军流着眼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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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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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蒋介石（左）此时对张学良胸中酝酿着的政治风暴全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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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勃然大怒，厉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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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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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张之间的矛盾已经完全表面化、公开化了。少帅破釜沉舟，据理力争，而委员长则声色俱厉，摆出一副长者训斥不懂事的孩子时那种痛心疾首的姿态。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各自对对方都失去了信心，看来最后摊牌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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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到达西安后，除了张学良的劝谏使他心烦和震怒以外，他所遇到的另一麻烦就是学生们的反日爱国运动。1936年12月9日，西安的学生举行了为纪念前一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游行示威。这一天，数千名东北大学和西安各中学的学生涌上街头，要求支援绥远抗战。[118]张学良告诉杨虎城制止学生游行，因为蒋介石会发怒的。起初，少帅拒绝与学生见面，不想造成一种印象，即由他纵容或制造了这场示威。[119]学生们没见到少帅，便来到省政府大楼之前，南京所任命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接见了学生。他向学生们保证，国民党是爱国的，劝告他们不要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学生们又来到绥靖公署，求见杨虎城主任，可是仍未得到任何结果。他们深感失望，决定向临潼进军，请下榻在那里的蒋委员长亲自接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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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学生们要向临潼进发，地方当局惊恐万分，竭力阻止游行队伍。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指示公安局长马志超，一定要设法拦住学生。军警们遵照马志超的命令，向游行队伍开枪，两个中学生身负重伤。这两个学生都是东北军军官的孩子，所以枪击事件使局势变得十分危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闻讯，大惊失色，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拦截学生队伍，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少帅又急又气，急忙驱车追上游行学生。他对愤怒的学生人群讲话，[120]要求他们回到城里去，答应要把他们的要求向蒋介石提出。这时，一个学生跑到少帅跟前，泣不成声地说，张副司令，现在东北已经沦陷五年，难道你还要打内战吗？我们不怕死，我们愿意以死来挽救我们的国家。触景生情，所有的学生都跟着哭了起来。少帅声泪俱下，向学生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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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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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张学良把学生们的要求呈报给蒋介石，并试图再次劝谏。但蒋的脾气很坏，责怪少帅不该支持学生示威。第二天，12月10日，张学良在杨虎城将军的陪伴下，再次与蒋谈这个问题。蒋介石怒气冲天，拍打着桌子，用非常污秽的语言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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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1936年12月10日，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与西北军将领们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123]在那次会议上，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决定，撤换张学良的现任职务，把他连同其东北军调往福建，中央军要在即将开始的剿共战役中充当主力。蒋介石还任命当时已在西安的蒋鼎文将军接任西北剿共总司令的职务，[124]同时决定这条命令将在12月12日公布。[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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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收到报告，蓝衣社和军警特务已经拟好了一张“黑名单”，上面载有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姓名。但等换防命令一经宣布，便立刻将他们逮捕。[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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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东北军和少帅还侦察到，蒋介石身边有500名警卫，城里（西安）的第一宪兵团有1500人。另外，还有2000名便衣“别动队”，他们分散在西安宾馆附近，预谋在一星期内可能要发动突然袭击。[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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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在一星期之内，蒋介石将要发布命令，逮捕东北军和西北军中所有可疑的军官，甚至可能包括少帅和杨虎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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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情报，少帅觉察到危险已经迫近，他与杨虎城商定，决心先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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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在上海英勇抵抗日本军队（1932年1月）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省，因不满于蒋介石的做法，十九路军领导人在广东一些领袖的支持下，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兵变，详情见李宗仁前引书，第215—221页。另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第3卷，第597—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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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塞利前引书，第285页。鲁泌前引书，第18页。王卓然前引书，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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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泌前引书，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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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8/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