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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日本人加紧了对华北的进犯。山西的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政策，他和张学良一样，开始认识到日本蚕食华北的真正危险，认识到要想挽救华北，一场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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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剑秋，外号“苗疯子”。这是他的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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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阎锡山在抗日和停止内战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少帅派他的私人秘书李金洲于1936年10月出使太原。李金洲不是东北人，并且他与阎锡山曾有过一面之交，曾经在阎的手下工作过两年。李金洲不虚此行，带回阎锡山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的重要情报。首先，阎锡山对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深感担忧，他认为继续实行围剿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如果全力来打内战，中国人就不可能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外来的敌人了。其次，阎锡山不打算反对蒋介石。但是，他愿意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在适当时机向蒋介石进行劝谏。[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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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获悉阎锡山的主张与他相类似，非常高兴。同年秋又派李金洲第二次出使太原。这一次少帅派了一位更有权威的代表与李同行，他就是张学良的前任总参谋长戢翼翘，他因年迈退休，在北平闲居。戢曾是阎锡山在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这次出使完全是保密的。他们在潼关渡过黄河，然后乘三等客车抵达太原。阎锡山对戢翼翘说了他早些时对李所表白过的立场。然后，戢因年迈多病，不堪旅途劳累，直接回到北平，把他写给少帅的报告交给了李金洲，由李带给少帅。张学良看过戢翼翘的报告后，对自己的立场更为坚定、信心更为充足了。[100]然而，直到10月末，张学良和阎锡山才直接会面。乘杨虎城启程前往洛阳，祝贺蒋介石五十大寿之机，阎锡山飞抵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经过一整天的会谈，张、阎二人搭夜车抵达洛阳。向蒋祝寿之后，他们二人便联合向蒋介石提出劝谏。蒋介石在回答他们时，对联合共产党的主张进行了谩骂式的抨击。他最后气愤地问张、阎二人：是你们听我的命令，还是我听你们的命令？少帅悲愤已极，却又无可奈何，唯有背地暗洒英雄泪而已。[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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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张学良（左）和杨虎城的最后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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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31日晚，张学良和阎锡山进行了单独会谈，讨论了很长时间。对此，他们二人后来都予以证实。根据一种说法，阎最后对少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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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汉卿，想想委员长的态度吧，我们还能说别的吗？我们今后只能相机行事，好自为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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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和阎锡山之间的会谈是极为保密的，其内容和二人所达成的协议可能从未透露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发生之际，他们二人达成了某种默契，即他们将齐心协力，互相声援，停止内战，以便解决华北问题。[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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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少帅11月份从洛阳回来后不久，他与杨虎城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向他倾吐了对蒋介石政策的极大失望，表示不愿意再打共产党了，并征求他的意见。杨虎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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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委员长到西安以后，咱们将他扣起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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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话，张学良大惊失色，一时目瞪口呆。[104]杨虎城自知失言，脸上露出惶恐之色。张学良看出这一点，向杨虎城保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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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放心，我绝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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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松了一口气，旋即略带讥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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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这样，对私人交情和个人得失的考虑总是高于民族和国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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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西安局势如此严重，鉴于东北军中抗日的情绪如此高涨，少帅给蒋介石发电，请求在洛阳与蒋见面。1936年10月31日，张学良前往洛阳。[105]蒋、张会谈的详细内容从未外露，但据说少帅提出了三点建议：（1）停止内战；（2）调东北军开赴绥远打日本；（3）释放上海救国会的六位领导人。蒋介石完全拒绝了张学良的上述建议。[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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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表明：1936年11月份前后，东北军的王以哲将军把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停战协定密报给南京CC派的西北头目齐世英。[107]齐立即派专人到洛阳，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件事情。[108]蒋介石当即决定，在西安召开一个军事会议。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总指挥以及中央高级军政官员集聚西安，讨论剿共事宜。[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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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蒋介石与少帅的私人交情极深，非中国其他军事领袖所能相比。张学良在公开场合时常自豪地夸耀说：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110]杨虎城是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阀，他对蒋的忠诚是绝对没有问题。事实上，蒋介石料想杨虎城可能会对少帅存有某种戒心。陕西本来是杨虎城的地盘，西北“剿总”成立以后，张学良以代总司令身份进驻西安，十几万彪悍的东北军开进陕甘地区。当时盛传东北军“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借机夺取地盘，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这样，杨虎城不能不有所顾虑。而蒋介石曾有意利用张、杨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两头传言，使其互相猜疑，以便于控制。他万没料到，张、杨二人早已消除疑虑，串通一气。因此，蒋的连襟孔祥熙（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再提醒蒋介石，西安正大兴统一战线之风，劝他不要前去。[111]但是蒋还是带着他的计划于1936年12月4日抵达西安。与此同时，他的大批嫡系部队开进潼关，一批接一批的战斗机、轰炸机从全国各地，集结在西安机场上。南京政府的许多重要军政大员，如陈诚、卫立煌、万耀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等先后云集西安。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不同政见，而且也是为了商讨与共产党进行最后决战的方略。因为他确信，这次军事行动将最后完成剿共大业，彻底消灭红军的残余力量。[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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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走下飞机之时，数百名东北军官兵聚集在西安机场，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他停止剿共，[113]蒋介石大怒，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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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东北军中的左翼和右翼已泾渭分明，形成两股重要势力。东北军的军官们一致要求联共抗日，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军官们也支持这一主张，因为他们对继续剿共更无兴趣。他们认为，剿共是南京的战争，而他们都没有任何理由参加这场战争，何况日本人正在进犯他们邻近省区绥远，外患迫近，唇亡齿寒，在这个时候再与共产党消耗实力，对他们实为不利。[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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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西安之后，蒋介石连续接见了东北军的将领，他预想到会遇到相反意见，但他相信，他能够克服它们。蒋介石没有集体召见东北军将领，而是单独接见他们，企图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这样描写了他对东北军将领的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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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召集了驻扎在陕、甘地区剿共军队的将领，连续几天，一个一个地接见了他们。我向他们询问了前线的局势，部署了我的计划。我告诉他们，剿共战争已到最后关头，只需再加一把力量，就会取得最后的成功。我要求他们拿出勇气和毅力，尽其职守。[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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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日记没有提及他与东北军将领交谈的内容。但是，其他资料表明，蒋介石遇到许多不合作的反应。有些东北军将领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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