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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民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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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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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193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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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以十九个人署名，其中八个是被逮捕的南京军政大员，七个是以少帅本人为首的东北军将领，四个是十七路军将领，包括杨虎城、孙蔚如、冯钦哉和曾经奋战在东北的抗日英雄马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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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项建议即为著名的八大纲领，它既是进步的，也是民主的。第一条包括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重新合作的内容。而第七条特指孙中山先生的这方面思想，即愿意建立中国与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间的合作关系。另外几条则要求更广泛的政治自由，这是中国各地的自由民主力量多年来所要求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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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蒋以后，张学良立即请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给陕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电，通报事变经过，申明八大主张，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前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之大计。与此同时，张、杨还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军政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部”这一机构，代之以抗日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22]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其中也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这一新机构成立后，即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部分军队向东挺进，开赴陕—晋、陕—豫交界地带。同时红军也遵照它的命令，向南推进，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共产党就进驻了延安。[23]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携手并肩，守卫在陕西边界上。在进行这些防御部署的同时，这三支军队都发表宣言，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内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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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举行群众大会，他们两人共同向公众解释了逮捕和扣押蒋介石的原因。就在那次大会上，张学良对自己的立场做了如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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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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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只身一人乘军用飞机抵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之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甚么区别？”[25]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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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用使学生、也可以用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不是用来自相残杀的。由以上两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绝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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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地拿出来，清清楚楚地报告全国民众面前。同胞们！我们只求实现主张，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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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壮派军官们热情支持少帅的行动，这些青年军官们的热情已很难控制，难以预料他们会采取哪些狂热的举动。然而，投靠南京政府的变节分子也不乏其人。例如，东北军和西北军中身居中枢要职的交通处长便都有卖身求荣、泄露军机之嫌，先后遭到张、杨的严厉惩处。但他们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尤其是东北军交通处长蒋斌的变节行为，使西安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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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二”西安扣押蒋介石一事，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各阶层，而且也使全国民众目瞪口呆。值此之际，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把张、杨发动兵变的意向和主张公布于世，争取全国公众舆论的支持。所以事变当天，张、杨便起草了致全国各界的通电，包括其八大主张，并立即交给蒋斌，限他即日发出。不料蒋斌有负于少帅，不但扣下通电拒不发表，反而向南京何应钦密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何应钦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严加控制全国的邮电系统，严格封锁来自西安的一切消息，致使外界一时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无从了解，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更是鲜为人知。不仅如此，南京宣传机构还不惜捏造谣言，混淆视听，一条条有关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向全国各地，乃至向全世界发出。日本在华的新闻报刊机构，更是大肆渲染，推波助澜。于是，西安在世人面前简直成为一座疯人院，而张学良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具有乃父遗风的绑票土匪。[27]何应钦乘机扬言委员长已被杀害，力主下令讨伐，甚至举行白衣誓师仪式，以渲染讨伐西安的气氛和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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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除了广西等少数地方实力派以外，大都是对张、杨的规劝、谴责甚至警告之声。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使少帅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度曾使他对自己丧失了信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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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倾向，如上所述，是要求张学良尽快释放蒋介石。中国各家报纸联合发表一篇感情激昂的文章，呼吁人民当此危急关头，要无条件地和政府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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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益世报》提出：（1）政府应立即在南京召开一个救助会议；（2）救助会议代表应包括南京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领导人、各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各党派的领袖；（3）这次救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拯救蒋介石，恢复他的自由，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组南京政府，改组立宪政府的组织结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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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社，这是30年代在中国舆论界最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它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适度而谨慎的声明，14个省和大城市的报纸和新闻机构也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名。声明以相当模糊的语言，提出三点主张：第一，在内乱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若使中国求得生存，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保持一个绝对独立自主的、坚定的立场。无论是什么主义，它都必须建立在有利于国家救亡图存的基础上。第二，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全国人民应启发他的良知，使他释放委员长。第三，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简单而明确，符合正义和中国传统的法律，也要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和教诲互相一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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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爱国团体和青年学生组织是拥护少帅这一举动的，他们积极响应西安方面的主张。全国救亡协会提出下列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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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止内战；（2）停止镇压共产党；（3）组织统一战线；（4）和平解决“西安事变”；（5）加强和援助绥远的抗日战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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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安事变”的消息公开了以后，北平学联立即通过了下列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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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以人民的名义要求：立即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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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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