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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谴责以任何借口发动任何形式和任何种类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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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要求蒋介石联合张学良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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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全部接受张学良提出的抗日主张，必要时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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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要求南京政府和中国所有各党派、各种力量召开一个全国国防会议，共商抗日救亡之大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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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决议表明，中国学生的反日情绪极为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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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阶层是大学教师，他们是比较保守的。1936年12月15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致电张学良，口气颇为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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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20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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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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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博士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才从美国回来，他于12月20日为天津《大公报》写了一篇星期日社论，题为“叛逆张学良”。他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反对少帅。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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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最使人不解的是，现在仍有一伙青年人对他表示同情和赞赏，如果他们不想损害国家利益，他们也一定是无知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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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社论中，胡博士极力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辩护，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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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知识幼稚的学生，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危害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他最后还猛烈攻击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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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主政华北时，和胡适来往较多。不仅经常见面，也常书信来往。这是张学良给胡适的亲笔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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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叛变最明白地告诉我们，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共产党既然已经主张了国际主义，他们怎么同时还能是爱国主义的呢？他们为民族阵线摇旗呐喊，只不过是在行将灭亡以前为求自保的一种策略。其次，他们侈谈抗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真正抗日的人是不会扣押正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的。第三，莫斯科是不会支持他们这种行动的，事实上，莫斯科已经发表社论谴责这种行为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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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深得南京政府赏识，故将它大量印发，在当时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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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于12月16日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张学良之叛乱”，对张学良进行了最恶毒的谩骂式的攻击。他极力为南京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辩护，对少帅进行人身攻击。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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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出身于土匪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人做起事来颇像一个土匪的缘由。从青年时期，他就习惯于这种行为。第二，他是一个被环境宠坏了的人，他常常自诩比别人聪明，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至多只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他不能长期专务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他的精神世界是极为不现实的。第三，他喜欢被人阿谀奉承，养成一种高居他人之上的优越感。近年来，他成为全国公愤的众矢之的，并且为世界舆论所嘲笑，所以他很容易受身边邪恶小人之蛊惑，受自己异想天开之迷梦所支配，故而作出这种土匪式的行为。这就是今天这一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的原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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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三所大学的校长和教员联名向少帅发出一条措词适度的通电，质问他如何解释借救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的举动。他们敦促少帅：“为了足下自己的缘故，立即护送蒋委员长脱离危险，然后你才能有机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或是被采纳，或是被反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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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南京的所有有影响的人都给少帅打了电报，提醒他当务之急是委员长的安全。值此之际，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是少帅的好友，也是周恩来的老师，他拍了一份长电给他们二人，但只收到周恩来的回电，说蒋介石安然无恙。[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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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北平总领事F.P.洛克哈特先生这样记述中国各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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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突出特点是全国各界对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自发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对正在处理这一危机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泛的支持。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舆论，那主要是方法，而不是原因。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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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事变”的开始到结束，各地军阀和地方实力派都没有对张学良表示具体的支持和明确的赞许。在所有这些军阀中，张学良料想阎锡山能支持他，因为他曾与阎有过心照不宣的默契。12月12日，即事变当天，张学良给阎锡山发了一份电报，其大致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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