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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叛变最明白地告诉我们，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共产党既然已经主张了国际主义，他们怎么同时还能是爱国主义的呢？他们为民族阵线摇旗呐喊，只不过是在行将灭亡以前为求自保的一种策略。其次，他们侈谈抗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真正抗日的人是不会扣押正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的。第三，莫斯科是不会支持他们这种行动的，事实上，莫斯科已经发表社论谴责这种行为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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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深得南京政府赏识，故将它大量印发，在当时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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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于12月16日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张学良之叛乱”，对张学良进行了最恶毒的谩骂式的攻击。他极力为南京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辩护，对少帅进行人身攻击。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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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出身于土匪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人做起事来颇像一个土匪的缘由。从青年时期，他就习惯于这种行为。第二，他是一个被环境宠坏了的人，他常常自诩比别人聪明，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至多只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他不能长期专务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他的精神世界是极为不现实的。第三，他喜欢被人阿谀奉承，养成一种高居他人之上的优越感。近年来，他成为全国公愤的众矢之的，并且为世界舆论所嘲笑，所以他很容易受身边邪恶小人之蛊惑，受自己异想天开之迷梦所支配，故而作出这种土匪式的行为。这就是今天这一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的原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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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三所大学的校长和教员联名向少帅发出一条措词适度的通电，质问他如何解释借救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的举动。他们敦促少帅：“为了足下自己的缘故，立即护送蒋委员长脱离危险，然后你才能有机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或是被采纳，或是被反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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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南京的所有有影响的人都给少帅打了电报，提醒他当务之急是委员长的安全。值此之际，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是少帅的好友，也是周恩来的老师，他拍了一份长电给他们二人，但只收到周恩来的回电，说蒋介石安然无恙。[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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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北平总领事F.P.洛克哈特先生这样记述中国各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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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突出特点是全国各界对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自发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对正在处理这一危机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泛的支持。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舆论，那主要是方法，而不是原因。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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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事变”的开始到结束，各地军阀和地方实力派都没有对张学良表示具体的支持和明确的赞许。在所有这些军阀中，张学良料想阎锡山能支持他，因为他曾与阎有过心照不宣的默契。12月12日，即事变当天，张学良给阎锡山发了一份电报，其大致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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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莅陕之时，学良等一再谏请，使其派军，挥戈北上抗日。然蒋公一意孤行，不予批准，故学良被迫请蒋公暂留西安。采取此举，只为救国，学良决心保障蒋公人身安全。同时提出八点主张，其中致力于结束同胞萁豆之争，改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与苏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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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敬盼得到阎公的支持。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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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2月14日，阎锡山才给西安回电，他以礼貌的措词，表达了对张学良鲁莽行为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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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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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兄震机及汉兄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强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保证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天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端，结果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治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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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以后，阎锡山又致电张、杨，要求释放蒋介石。但是与此同时，他宣称中国人民必须调和内部的分歧，达成持久的联盟。[41]在此期间，阎锡山已把其反共自卫军改为抗日武装，动员他的部队抗击他称之为的“外寇”。这样，阎锡山表面上谴责少帅的行为，但暗地里却认可了他的目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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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阎锡山继续谴责少帅，但他却在阻止南京政府出兵讨伐西安的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对蒋夫人及其亲属予以支持，为他们与西安领导人谈判提供了方便条件。虽然“西安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南京和西安之间扮演了一个中间角色，[43]但就连张学良的一个极端激进的下属苗剑秋也相信，实际上阎锡山是赞同少帅这一行动的。[44]杨虎城派往山西的特使续范亭对此亦有同感。他说，当他受杨虎城之托与阎锡山打交道时，阎仍表示不愿介入其中。但他却对释放蒋介石这个问题暗示异议，表示让他回南京之举有欠考虑。[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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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表明，阎锡山与共产党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他热衷于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接受共产党一致抗日主张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很可能感到，不这样做，阎锡山就会与其他想要抗日的华北军阀们一起，走到共产党一边。例如，控制着河南大部分地区的商震是阎锡山以前的下属，他强烈要求抗日。到1936年，阎锡山与韩复榘的关系已十分密切。韩是山东的军阀，在山东经营多年，影响很大。阎锡山曾一再要求河北的实力派人物宋哲元协助他把日寇赶出察哈尔北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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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广西的军阀，广东的十九路军，加上阎锡山、宋哲元和冯玉祥等曾打算成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排除共产党参加，以便保持现在政府的权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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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广西军阀的反应使少帅稍感宽慰，他们从反蒋的立场出发，对“西安事变”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李宗仁、白崇禧等前一年夏天的那次不成功反叛的领导人，以及其他16个高级军官发表一份通电，其中称赞张、杨“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要求南京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抗日。他们在广西的桂林召开一个为期四天的会议。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两年前福建叛变的领导人之一），以及绝大部分广西及其他军政要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要求南京善意地解决“西安事变”，建议改组国民政府，使之采纳“抗日救国纲领”。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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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解决西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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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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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对独裁统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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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开赴绥远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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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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