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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宋哲元和韩复榘向全国发布通电，建议召开由政府要人和在野各派参加的国民会议，商讨解决西安问题的措施。他们宣布，会议的目的是商讨如何保全国家，防止生灵涂炭，保障蒋介石安全的万全之计。他们二人都坚决反对南京的军事讨伐行动，韩复榘采取了与宋哲元相类似的政策，对南京和西安的态度都是既不近，也不远。[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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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观上述国内各界反应，同情、支持少帅此举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对“劫持最高统帅”的行动，大都表现出不理解、不赞同乃至极端愤慨的态度。况且南京宣传机构有意向世人显示，似乎蒋介石此行西安，与谋划绥远抗战方针有关。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更是四处联系，八方活动，“绥远抗战”之词不离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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讵料绥远前线血战方殷，而西安后方忽生变故，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际，乃竟有此纠纷，关系我中国国家之前途，至深且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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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等话语，联络各地方实力人物，孤立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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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东北、西北两军将士和全国公众了解“西安事变”的背景和意图，张、杨联合发表了“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文中以有力的事实，向世人证明，蒋介石不是真抗战，而是真剿共、假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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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也许有人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于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的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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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二”运动发生的那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抗战的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安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22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的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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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二将军最后满怀激情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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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荡荡，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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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事先既没接到通知，也没有人找他们协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56]收到刘鼎的电报后，起初，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随着越来越多的电报从西安涌来，他们欣喜若狂，激动不已。10年的剿杀、10年的冤仇，现在终于找到报仇的机会了。但不久，一些人冷静下来，觉得事情并不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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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部分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等在陕北。左起坐者：左二为毛泽东，左三为朱德，左四为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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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袖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以朱德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主张杀掉蒋介石，报这10年来血海深仇。而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则赞同用蒋介石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政府抗日，并以此使西安获得军事优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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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起初兴奋万分，有资料证明，他于12月13日下午4点召开一个3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说，1927年12月以来，蒋介石欠下我们的血债有如山高，现在算账的日子到了，一定要把蒋介石带到保安来，接受全国人民的公开审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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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曾这样打算，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20年后，张国焘透露，早在12月12日下午，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就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采取下列行动：（1）给张学良发电报，赞扬他的举动，向他保证，共产党在今后的任何行动中都支持他的领导；（2）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3）通知彭德怀和其他红军将领将其军队开赴延安及附近地区，与友军紧密团结；（4）指示驻在西安的共产党联络官，除有关抗日问题以外，不要表示任何具体意见，等候周恩来等人的到来。[59]同时给莫斯科打电报，请示第三国际对蒋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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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负责外交事务的莫洛托夫、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和苏联元帅伏洛希洛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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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晚上，莫斯科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的电报，经上海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之手，转到保安。[60]莫斯科的电文集中阐述了三点意见：（1）“西安事变”是一个由日本人、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制造混乱和内战；（2）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全国统一战线，张学良绝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领袖，而蒋介石可能是唯一有资格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人选；（3）中国共产党应该尽其最大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各种机会与之接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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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这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由于保安地处一隅，中国共产党一直与世隔绝，不能从外面得到任何消息，所以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简直是“晴天霹雳”！[62]把共产党搞得目瞪口呆。许多人强烈反对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来回踱步，百思不得其解。“西安事变”明明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者之间关系的结果，怎么能把它叫做“日本人的阴谋”呢？[63]正如周恩来对王炳南所说的那样，[64]共产党领袖们为了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已有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在我们整个一生中，这是最难做出的决定。[65]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很清楚，如果他们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他们就得不到苏联的任何援助；而如果他们按照莫斯科的三点意见行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的联盟就有可能立即破裂。即使他们避免了分裂，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之后所采取的报复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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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举行会议，研究所要采取的具体方案，最后决定把莫斯科的电报转达给已在西安的周恩来，要他向张学良通报莫斯科的指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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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2月19日，中共中央才为如何应付这一重要事件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方针。人们一致认为，这一方针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主要集中了在保安的毛泽东、张国焘、张闻天和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等人的想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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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共产党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双十二”扣蒋这一事件，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因此，发动这次事件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这一事件扣押了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及其主要将领，因此多少属于军事阴谋的方式，以致把南京和西安置于相互敌对的地位，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危险。故此次事变又有妨碍全国抗日力量团结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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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前景做了两种推断：其一，由于这一变故，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使南京大部分中间力量走向亲日派一边，从而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给日本人的侵略提供方便。这正是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战线，尤其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朝思暮想的局面。其二，由于这一变故，使南京政府停止剿共，从而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早日到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发展。这是国际和平力量，特别是正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中国人民所衷心期待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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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共中央指明实现第二种前景的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