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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第九章 释放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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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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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签发了全国通电以后,还向南京发了一份包括八点主张的电报。与此同时,向蒋夫人发了私人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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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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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孔祥熙也发了一封私人电报,电文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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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绝不妄加危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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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兵变的消息于12月12日上午由东距西安50英里的洛阳传到南京。当天下午,南京收到了提出八点主张的西安通电。当时孔祥熙和蒋夫人都在上海,孔祥熙是下午4点从军政部长何应钦打来的简短电话中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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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高级军政要人于当晚7点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分析西安的局势。出席会议的人包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山先生的哲嗣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速派飞机轰炸西安。[3]此举名义上是救蒋,而实则欲置蒋于死地,或借张、杨之手杀蒋;或在轰炸西安时,不惜玉石俱焚,炸死蒋介石,他好取而代之。冯玉祥反对这样做,其理由是轰炸可能会伤害西安城内的无辜居民,况且蒋介石可能受到伤害。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形成折衷意见,决定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地区,而不是西安城。[4]12月12日深夜11时,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孔祥熙未能赶上这次会议,他于次日早7点方与蒋夫人一道抵达南京。这次会议决定通过下列四项决议:(1)孔祥熙任行政院代理院长,接管行政院的全盘工作;(2)改组国民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由五名增至七名;(3)国民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和其他常务委员负责召集会议;(4)何应钦负责调配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5)免去张学良的全部现任职务,提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辖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5]“西安事变”的蒋介石被扣,使南京政府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国民党领导集团,在如何镇压西安叛乱,拯救蒋介石生命的问题上分成三派:一派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一些军事要人,如何应钦等为首,[6]他们确信,西安兵变在其筹划过程中,肯定得到了外界的支持。这种支持一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二是华北和西南的地方军事实力派,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河北的宋哲元和四川的刘湘。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张、杨肯定会尽可能地扣住蒋介石,以为人质。[7]何应钦和戴季陶最后得出结论:政府决不允许只考虑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尊严。[8]换句话说,亲日派确信,继续犹豫、动摇,将会给国内安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进行毫无意义的谈判,只能延长这场危机,并且可能被各地方实力派人士视为软弱可欺。即使蒋介石还活着,他也不可能返回南京。况且,政府不可能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做任何让步,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就会立即遭到日本的反对。[9]这些亲日派的言外之意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即便是牺牲蒋介石,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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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派是以冯玉祥为首,并得到孙科、于右任和大多数立法院成员的支持,陈立夫和陈果夫领导的CC派也逐渐与冯派组成联盟。[10]他们主张与西安的反叛者实行合作,和平、善意地解决此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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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12]但多年来,这对把兄弟相处得并不融洽,冯处处受到蒋的排挤和冷落。故西安事发,冯玉祥颇有些幸灾乐祸之感。当时,因蒋介石不在南京,他受命临时掌管国民军事委员会。冯曾给少帅发报,要求和解,除了向少帅保证,只要你释放蒋委员长,无论你坚持什么主义,都可以商量。他还表示,愿意和他的几个朋友一道去西安,代替蒋介石作为人质。[13]冯之所以救蒋,并非出于对蒋介石的真心爱护,而是出于其个人私利。事变之初,他曾暗自称快,夸奖张学良说: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14]作为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一度生出取蒋而代之的想法。及至看到何应钦等亲日派咄咄逼人的气势,方感到即使蒋介石垮台,权柄也落不到他的手中,于是转而采取貌似中立的态度,积极营救蒋介石。他曾计划联合山东、河北、四川和广西的军阀,采取一致行动,来对抗何应钦。此外,他在援救蒋介石的同时,绝不肯与张、杨反目,他给少帅的电文中说道:……至于明令处分一事,只要世兄对蒋公能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设法挽回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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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是陕西人,杨虎城平步青云,曾借过他不少力量。他也打电报给张、杨,希望他们派代表与他在洛阳会谈,协商解决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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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1日,第二次北伐初期,蒋介石(右)与冯玉祥平生首次在徐州北伐军总司令部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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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派包括蒋介石夫人和他的内兄、前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她的姐夫、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是唯一视蒋介石的安全为头等大事的一派。作为南京政府内部的亲英美派,他们确信,张、杨的政策是要求进行抗日战争,而抗日也正是蒋介石“素来已久的决心”。所以,采取抗日战争的政策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这次事变的目的真像西安领导人所宣布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改变国家的政策,那就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此事。况且,少帅曾一再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并要求中央政府派人与他们谈判。[16]他们这一派还得到黄埔系和蓝衣社的大力支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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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于12月13日和孔祥熙一起来到南京,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威廉•H.端纳。[18]听说南京军事要人在着手制订对西安的军事讨伐计划,蒋夫人大怒,对何应钦尤为不满。她不得不苦口劝说这些军事要人,请求他们暂缓实行进攻西安的计划,等到西安的局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后再做这样的决定。她立即给张学良发一电报,告诉他端纳先生当天(12月13日)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电报,告诉少帅他已起程去西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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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曾经是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的好朋友和顾问,他深知少帅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幻想已经破灭,然而端纳也同样深知张学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此对少帅抱有坚定的信念,相信他绝不会伤害蒋介石。所以他才愿意飞往西安,探明局势的真相。端纳还是唯一既与张学良也与蒋介石保持特殊紧密关系的人,他既是蒋介石的朋友和顾问,也是张学良的朋友和过去在东北时代的顾问,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端纳在这一危急关头出使西安,必将促成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谈判。[20]然而,何应钦却极力阻挠端纳的西安之行,坚持武力讨伐,他要求蒋夫人不要违背政府的整体方略而独断专行。蒋夫人怒不可遏,大骂何应钦“居心不良”,企图加害于委员长。何应钦也恼羞成怒,斥责蒋夫人是“妇人之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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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蒋夫人的英勇终于感化了这些军政要人,他们允许端纳飞往西安,同时决定在端纳出使西安期间,推迟实行军事进攻,但期限仅为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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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端纳携带蒋夫人写给她丈夫的一封信,秘密离开南京,飞往西安。与他同行的还有黄仁霖上校(充任翻译)。下午4点,端纳抵达西安,立即会晤了张学良。经过与少帅的短暂交谈,端纳才认识到,目前的局势远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单是少帅本人并不能决定释放蒋介石,还必须获得其他大多数高级将领,尤其是杨虎城的同意。所以在会见蒋介石以前,端纳前去拜会了杨虎城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他以詹姆斯•艾登为翻译,[22]对他们扣押蒋介石一事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指出这一事件将会在中国和世界公众舆论中造成极坏的影响。[23]他要求释放蒋介石,这样可以向世人显示出中国已重新获得统一。他补充说,如果拒绝这一劝告,就等于替日本效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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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到达西安以后,蒋介石和少帅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开始缓和。在被监禁的头两天里,蒋介石曾拒绝进食。兵变的那天,他在跳墙逃跑时,扭伤了踝骨,因此在西安的两个星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蒋介石对于自己遭到扣押一事极为愤慨,竟脱口说出,或者把他直接送往洛阳,他的临时大本营,或者就地把他杀掉。[25]他表示,他既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也不会在胁迫之下接受任何条件。少帅宣称,这次事变是在人民的要求之下进行的,他不过顺从民意而已。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次事变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他,而仅仅是要迫使他改变其“错误的政策”。蒋升石指责少帅有野心。张学良表示,他根本没有任何取蒋而代之的企图。还是和以前一样,对蒋介石效忠。[26]但蒋介石并不相信少帅的诚意,甚至写好遗嘱,以示他为国牺牲的决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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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右)见到张学良,递上宋美龄的亲笔信。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说:“我的想法端纳早就知道,他不赞成蒋先生的观点,不仅批评蒋先生,还骂蒋先生是个骡子,是头犟驴。因为他决定了的事,谁都很难说服他。所以端纳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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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蒋介石的新城大楼是由杨虎城的军队守卫,为了能与蒋介石更方便地谈话,同时也使他的居住条件更舒适些,张学良请蒋介石搬到东北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这一请求被蒋介石一口回绝了。他表示要死就死在这里。以后在端纳的一再劝说下,蒋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楼,和端纳一起住进舒适而安全的高级公馆,这样,就与少帅成为邻居,端纳向蒋介石介绍了首都南京的真正局面,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南京的局势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而且真正如夫人信中所说,是戏中有戏。如果政府进行军事讨伐和飞机轰炸,他的生命安全将比现在的情形更为危险。[28]至此,蒋介石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所以当少帅再次请求允许向他提出八点主张,与他商讨国事的时候,他竟同意坐下来,平静地讨论国家所面临的有关问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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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曾给《纽约时报》发回这样一份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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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先生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语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直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直至端纳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长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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