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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12]但多年来，这对把兄弟相处得并不融洽，冯处处受到蒋的排挤和冷落。故西安事发，冯玉祥颇有些幸灾乐祸之感。当时，因蒋介石不在南京，他受命临时掌管国民军事委员会。冯曾给少帅发报，要求和解，除了向少帅保证，只要你释放蒋委员长，无论你坚持什么主义，都可以商量。他还表示，愿意和他的几个朋友一道去西安，代替蒋介石作为人质。[13]冯之所以救蒋，并非出于对蒋介石的真心爱护，而是出于其个人私利。事变之初，他曾暗自称快，夸奖张学良说：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14]作为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一度生出取蒋而代之的想法。及至看到何应钦等亲日派咄咄逼人的气势，方感到即使蒋介石垮台，权柄也落不到他的手中，于是转而采取貌似中立的态度，积极营救蒋介石。他曾计划联合山东、河北、四川和广西的军阀，采取一致行动，来对抗何应钦。此外，他在援救蒋介石的同时，绝不肯与张、杨反目，他给少帅的电文中说道：……至于明令处分一事，只要世兄对蒋公能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设法挽回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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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是陕西人，杨虎城平步青云，曾借过他不少力量。他也打电报给张、杨，希望他们派代表与他在洛阳会谈，协商解决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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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1日，第二次北伐初期，蒋介石（右）与冯玉祥平生首次在徐州北伐军总司令部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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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派包括蒋介石夫人和他的内兄、前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她的姐夫、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是唯一视蒋介石的安全为头等大事的一派。作为南京政府内部的亲英美派，他们确信，张、杨的政策是要求进行抗日战争，而抗日也正是蒋介石“素来已久的决心”。所以，采取抗日战争的政策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这次事变的目的真像西安领导人所宣布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改变国家的政策，那就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此事。况且，少帅曾一再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并要求中央政府派人与他们谈判。[16]他们这一派还得到黄埔系和蓝衣社的大力支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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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于12月13日和孔祥熙一起来到南京，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威廉•H.端纳。[18]听说南京军事要人在着手制订对西安的军事讨伐计划，蒋夫人大怒，对何应钦尤为不满。她不得不苦口劝说这些军事要人，请求他们暂缓实行进攻西安的计划，等到西安的局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后再做这样的决定。她立即给张学良发一电报，告诉他端纳先生当天（12月13日）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电报，告诉少帅他已起程去西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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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曾经是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的好朋友和顾问，他深知少帅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幻想已经破灭，然而端纳也同样深知张学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此对少帅抱有坚定的信念，相信他绝不会伤害蒋介石。所以他才愿意飞往西安，探明局势的真相。端纳还是唯一既与张学良也与蒋介石保持特殊紧密关系的人，他既是蒋介石的朋友和顾问，也是张学良的朋友和过去在东北时代的顾问，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端纳在这一危急关头出使西安，必将促成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谈判。[20]然而，何应钦却极力阻挠端纳的西安之行，坚持武力讨伐，他要求蒋夫人不要违背政府的整体方略而独断专行。蒋夫人怒不可遏，大骂何应钦“居心不良”，企图加害于委员长。何应钦也恼羞成怒，斥责蒋夫人是“妇人之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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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蒋夫人的英勇终于感化了这些军政要人，他们允许端纳飞往西安，同时决定在端纳出使西安期间，推迟实行军事进攻，但期限仅为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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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端纳携带蒋夫人写给她丈夫的一封信，秘密离开南京，飞往西安。与他同行的还有黄仁霖上校（充任翻译）。下午4点，端纳抵达西安，立即会晤了张学良。经过与少帅的短暂交谈，端纳才认识到，目前的局势远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单是少帅本人并不能决定释放蒋介石，还必须获得其他大多数高级将领，尤其是杨虎城的同意。所以在会见蒋介石以前，端纳前去拜会了杨虎城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他以詹姆斯•艾登为翻译，[22]对他们扣押蒋介石一事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指出这一事件将会在中国和世界公众舆论中造成极坏的影响。[23]他要求释放蒋介石，这样可以向世人显示出中国已重新获得统一。他补充说，如果拒绝这一劝告，就等于替日本效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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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到达西安以后，蒋介石和少帅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开始缓和。在被监禁的头两天里，蒋介石曾拒绝进食。兵变的那天，他在跳墙逃跑时，扭伤了踝骨，因此在西安的两个星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蒋介石对于自己遭到扣押一事极为愤慨，竟脱口说出，或者把他直接送往洛阳，他的临时大本营，或者就地把他杀掉。[25]他表示，他既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也不会在胁迫之下接受任何条件。少帅宣称，这次事变是在人民的要求之下进行的，他不过顺从民意而已。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次事变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他，而仅仅是要迫使他改变其“错误的政策”。蒋升石指责少帅有野心。张学良表示，他根本没有任何取蒋而代之的企图。还是和以前一样，对蒋介石效忠。[26]但蒋介石并不相信少帅的诚意，甚至写好遗嘱，以示他为国牺牲的决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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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右）见到张学良，递上宋美龄的亲笔信。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说：“我的想法端纳早就知道，他不赞成蒋先生的观点，不仅批评蒋先生，还骂蒋先生是个骡子，是头犟驴。因为他决定了的事，谁都很难说服他。所以端纳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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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蒋介石的新城大楼是由杨虎城的军队守卫，为了能与蒋介石更方便地谈话，同时也使他的居住条件更舒适些，张学良请蒋介石搬到东北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这一请求被蒋介石一口回绝了。他表示要死就死在这里。以后在端纳的一再劝说下，蒋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楼，和端纳一起住进舒适而安全的高级公馆，这样，就与少帅成为邻居，端纳向蒋介石介绍了首都南京的真正局面，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南京的局势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而且真正如夫人信中所说，是戏中有戏。如果政府进行军事讨伐和飞机轰炸，他的生命安全将比现在的情形更为危险。[28]至此，蒋介石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所以当少帅再次请求允许向他提出八点主张，与他商讨国事的时候，他竟同意坐下来，平静地讨论国家所面临的有关问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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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曾给《纽约时报》发回这样一份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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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先生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语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直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直至端纳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长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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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还带来一封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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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月14日开始，少帅连续给南京发报，反复申明他的意图，表示如果政府派代表前来讨论时局，他便准备放蒋介石。少帅特别希望蒋夫人和孔祥熙能够前来。然而，蒋介石却仍不相信张学良的话，嘱咐端纳，让他告诉蒋夫人千万不要到西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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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端纳飞抵洛阳，给蒋夫人打了电话，向她报告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蒋夫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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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下午（12月15日）我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是端纳打来的长途电话。……他给我描绘一幅变化万端，令人眼花缭乱的图画。他证实了委员长没有受到虐待……汉卿（张学良的字）表示他要跟委员长一起回南京……汉卿特别希望我同孔先生一起去他那里，向我保证，他和他的同僚对我怀有最崇高的敬意，而委员长又嘱咐我无论如何不要到西安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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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要端纳赶快飞回南京，但端纳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曾答应蒋介石和张学良当天再回西安，但由于天气的关系，飞机不能起飞，所以他将于次日一早飞回西安。蒋夫人告诉他，南京的军事大员们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这样，死神将降临到委员长和其他人头上，如果端纳回到那里去，他也可能遭到不幸。蒋夫人要他把南京的局势报告给蒋介石。端纳告诉蒋夫人，虽然他不能回南京，但与他从西安同来的詹姆斯•艾登将于次日清晨前往南京，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并带回他的一封信，向她进一步报告详细情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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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深夜，蒋夫人又给端纳打电话，告诉他，医生劝阻孔祥熙不要前往西安，况且他身为政府的代理首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蒋夫人请端纳问明少帅，他的哥哥宋子文和委员长的亲信贵州省主席顾祝同能否代替孔祥熙去西安谈判。蒋夫人还告诉端纳，南京军事领导人极力阻止她去西安，但无论如何，她决定前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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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端纳带回了蒋介石安然无恙的好消息，南京的领导人仍无意放弃军事讨伐的准备，不想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化。12月16日上午，在亲日派主战喧嚣的强大压力下，孙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26名成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1）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2）国民政府立即下令讨伐；（3）推选于右任赴陕西宣慰西北军民。[34]形势危急，蒋氏亲属焦虑万分，孙科和王宠惠向蒋夫人建议，让她请阎锡山出面作调停人，促成蒋介石获释。蒋夫人接受了这一建议，立刻给阎锡山发了电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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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何应钦正式宣布对张学良进行讨伐。[36]第二天，他宣誓就任讨伐军总司令，任命刘峙为东路军总指挥，顾祝同为西路军总指挥，开始进行讨伐西安叛逆的全面军事动员。七个师集中在潼关前线，整装待发，所有的军用飞机集中到洛阳待命。[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