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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于右任前往陕西,召集陕西东部的主要地方官员开会,坚定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何应钦则立即部署最精锐的部队讨伐西安,并着手分化瓦解张、杨两支军队中的将领。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现在有许多人都担任了师一级的军职,他们都十分气愤,最先响应讨伐西安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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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名高级将领联名给张学良发电,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278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将领,代表7万多名黄埔同学和在校学生,联名给张学良去电,以威胁性的语言,要求释放他们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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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中曾说,如果你执迷不悟,加害于我们的委员长,我们黄埔同学发誓,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向你复仇,与你以及你的帮凶誓不两立……这是我们的决心,海枯石烂,决不改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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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中央陆军军官教导总队首领桂永清所部是中国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他未经何应钦批准,就率领所部离开南京,向潼关进发,把他的军队部署在最前线。在清水一地与东北军相遇,这是“西安事变”中双方进行的唯一一场战斗。尽管桂永清的部队号称中国最精锐之师,却在那里遭到毁灭性的失败。[39]东北军全军将士不顾南京政府日益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自始至终对少帅忠心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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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南京军事领导人加紧准备对西安进行惩罚性军事行动之际,同蒋介石一起被扣押在西安的蒋鼎文返回南京,[40]带来蒋介石写给何应钦的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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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之(何的字)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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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端纳也给蒋夫人发来电报,告诉她,西安同意并欢迎宋子文先生和顾祝同将军前来西安。[41]宋子文表示愿意欣然前往,可是顾祝同却拒绝接受邀请,其理由是,中央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和蒋介石一起在西安被扣,他不想成为西安反叛者的另一名人质。[42]宋子文遂与蒋夫人一同前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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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军事领导人极力阻止宋子文西安之行,在12月17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何应钦对宋子文说:宋部长不应冒险前往西安,阁下对中国财政的贡献为世界所瞩目,如果阁下被西安叛乱者关进监狱,这对中国将是一个巨大损失。[43]但是宋子文宣布,他是以一个公民的私人身份到那里去的,何应钦则无话可说。[44]虽然南京军事要人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但他们断然反对蒋夫人这样做。蒋夫人最后只得接受政府的决定,表示不与她的哥哥一起前去西安。但是她坚持说:如果宋子文三天之内不回到南京,那么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她飞往西安。亲日派只好与她妥协,但何应钦等人提出,端纳以后的行动应以不违反或妨碍政府的政策为准。蒋夫人表示同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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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给何应钦的停战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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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蒋鼎文从西安带回了蒋介石要求延缓轰炸西安的亲笔手令,所以蒋介石夫人可以与南京的将军们讨价还价,请求把开火的期限延长到三天以上。[46]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抵达西安,少帅立即陪他看望蒋介石,蒋一见到宋子文,便百感交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子文把蒋夫人的一封信交给蒋介石,向他介绍了南京的局势,然后开始与杨虎城和少帅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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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少帅和宋子文又来看望蒋介石,少帅对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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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一问题,决定按照哪一种方案行事,以便乘宋先生在此,尽快解决目前的局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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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全然拒绝少帅的建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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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你允许我回南京。否则,没有什么好谈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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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于星期一(12月21日)返回南京,他本来计划在西安逗留三天,但实际上他只在那里住了一天,就突然返回南京。以私人身份出现的宋子文确信,可找到一条解决西安僵局的出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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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南京军事集团,使之确信这一事件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的,端纳也从西安飞回南京,他们二人乘坐不同的飞机,于12月21日同日抵达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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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端纳告诉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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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但一些可怕的障碍仍有待于克服。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是个大问题,他的军队控制着西安城,所以蒋介石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争取杨将军和他的部下比与张学良打交道更为困难,因为杨将军及其军队持有一种更激进、更不妥协的观点。况且,杨将军的军队纪律松懈,非常不可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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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杨虎城与少帅的出身、经历和地位都不相同,因此在对蒋介石的认识和态度上,他与少帅也截然不同。杨出身贫寒,在中国西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循着“官逼民反”这条古来名训,上山做了土匪。在20世纪初中国政治大动乱中,他沿着这条特殊的途径,拉起队伍,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他既没有张学良的奉系东北军那样强大的势力,也没有少帅与蒋介石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他只能在中国各种复杂的政治矛盾和妥协的间隙中,小心翼翼地求得自己的生存。因此如果说张、杨在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捉蒋逼蒋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么在捉蒋后,如何处置他的问题上两人存在着分歧。少帅想得非常简单,只要蒋接受他们的主张,改变既定国策,就不但可以放他,而且仍拥护他为领袖。而杨虎城则不然,他自识为老成持重,对少帅的单纯想法表面不好明说,但内心却颇不以为然。他与蒋介石长期共事,深知其为人。几十年残酷的政治经验使他体会到,轻易放蒋,必定是放虎归山,他们日后决然逃脱不了蒋介石的报复。何况他深感自己与张学良不能相比,少帅尽管是此次兵变的主谋,但他毕竟是位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人物,并且曾有大功于蒋,与蒋一家的私人关系又不比他人。而自己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军阀,是蒋介石长期以来翦除异己的对象。所以他对自己、对西北军的前途不能不考虑得多一些。尽管他表面上对少帅的宽宏大量不置可否,但他心中有数,他深知此次兵变的解决必然要求助于陕北的共产党,而以国共10年来的血海深仇而论,他们是绝对饶不了蒋介石的。故杨虎城把圆满解决“西安事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端纳确信,少帅的本意是真诚地要求政府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他引用张学良的话,来说明少帅发动这场事件的真挚的爱国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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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委员长回到南京时,我将随同前往,准备接受人民的审判。如果有必要,我要向世人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相信,当我的意图公布于众之后,人民是会站在我一边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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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进一步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他出使西安的使命,他曾花费两天的时间,以私人身份在少帅和委员长之间进行了调解。他说,尽管委员长一再宣称,在目前这种身系囹圄的状态下,企图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都是枉然的。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已在原则上就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端纳否认他知道是在哪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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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从端纳口中获悉了西安的局势,当即决定与端纳一起前去西安。12月22日,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头子戴笠一行离开南京,前往西安。[53]当他们停在洛阳吃午饭时,蒋夫人看到机场上停满了装满弹药的轰炸机,准备轰炸西安。在离开前,蒋夫人命令这里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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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委员长的手令,一架飞机也不准接近西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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