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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内的杨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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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壮派激进军官们搜寻的另一主要目标是何柱国，但却未能如愿。何事先察觉风声不对，躲进杨虎城的家里。孙铭九率人包围了杨虎城的新城大楼，这里既是杨虎城的家，也是杨的司令部所在地。孙铭九请杨虎城交出何柱国，杨拒绝，孙铭九无奈，来到于学忠处，要求他下令，东北军全线出击，进攻中央军，于学忠痛哭流涕，陈述曲衷，拒绝这样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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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壮派军官们不知所措，绝望中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镇定自若，义正词严地谴责了他们的所做所为：“你们自以为自己做得正确，岂不知，你们这样做，是在分裂东北军，断送张副司令的性命。”他费了许多口舌向他们解释目前复杂的局势，敦促他们离开西安，躲到共产党的势力范围里去。事变的领导者们被周恩来的人格和分析所打动，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西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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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在暮色中匆匆离开西安，驱车直奔三原附近的红军司令部，彭德怀将军接待了他们。[48]最后，杨虎城出面，签发了一张逮捕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和其他一些人的通缉令，意在稳定军心，挽救西安摇摇欲坠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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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东北军中的“左翼”势力土崩瓦解了，但东北军的危机还没有结束。于学忠立刻宣布，他已宣誓就任兰州绥靖公署代理主任，而这一职务是南京本来要委任给王树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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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这一职务以后，于学忠便有权指挥所有的东北军部队了。早在“双十二”颁布戒严令以后，西安城内就弥漫着动乱的气氛。现在，这座古城更是陷于一片恐怖之中。[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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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在潼关前线的缪澂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都是王以哲的好友。现在，他们擅自撤军，回师西安，扬言要为王军长报仇。[50]根据刘多荃的命令，一○五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逮捕，然后枪决，他是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介绍人。枪杀王以哲的于文俊连长被剖腹挖心，以祭奠王以哲。其他一些少壮派军官，如团长康鸿泰、万毅等人也被逮捕，关进监狱，直到一两个月以后方才获释。中央军占领渭南地区，西安城朝不保夕，东北军一片混乱，大有自相残杀之势。这支封建宗法式的庞大军队，没有了少帅，就失去了重心，作为一个整体，怕维持不了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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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事件是继少帅被扣以后东北军的又一大悲剧，它对“西安事变”的结局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同时，也大大推动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伟剧尽早收场，它促使东北军尽快接受了潼关会议上提出的和平条件。由于东北军中“左翼”势力已被肃清，少壮派军官们噤若寒蝉，高级将领便可以放手尽快地与南京商讨处理善后问题，而无需顾虑少壮派的反对了。另一方面，通过这次事件，南京方面进一步了解了西安局势的严重和复杂，更愿意尽快解决问题，和平地商讨西安方面的条件。[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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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开进西安。在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协助下，顾祝同开始进行最后的善后工作，解决未定问题，以便准备建立一个新的秩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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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阻止向南京妥协的“二•二”事件失败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最终也破裂了。三方之间的误会解释不清，难以消除，眼见大势已去，他们便各自寻找出路，互相抬高与南京谈判的和平条件。2月4日，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合发布一个有关“二•二”事件的四点声明，宣布他们接受南京方面提出的要求他们撤军的计划。[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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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中央军已和平进入西安，南京方面的军事调动和部署也按计划取得了顺利的进展。为此，东北军没有因兵变和曾经顽固地抗拒命令而遭到惩罚，它在兵力上也没有被削减。南京为东北军的前途制订了两种方案，根据第一种方案，所有的东北军调到江苏和安徽省，成立江苏绥靖公署，改组安徽省政府，以适当安排东北军的军政官员；根据第二种方案，东北军集结在陕甘边界，于学忠继续担任甘肃省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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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站立者）被关在蒋介石老家的大山里，东北军被调离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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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三位一体的同盟已不复存在，贫瘠荒凉的西北便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许多东北军将领一致拥护第一方案，反对把东北军集结于陕甘地区的第二方案。为此，东北军领导人派代表去奉化，请示处于蒋介石监视下的少帅张学良。[54]2月14日，何柱国率领一行人由西安抵达奉化，蒋介石立即召见了他。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则宣布，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军事法庭曾宣判，剥夺张学良五年公民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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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带到其老家奉化溪口，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闭门读书思过”。昔日声名显赫的少帅，如今成为无人理睬的阶下囚。他沮丧、悲哀、愤懑，且又感到有些迷惘。自民国创立以来，各地方军阀拥兵自重。蒋介石统一中国以后，起兵反蒋者，仍不乏其人。数年前震惊海内外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最后，还是他张学良出面，帮助蒋介石制服了冯、阎二人，使得战场上誓不两立的仇敌，握手言和。蒋介石仍做他们的委员长，冯玉样、阎锡山二人仍高官厚禄，声威丝毫不减。远的姑且不论，就在“西安事变”的同一年，两广军阀还在南方起事，通电反蒋，搅得南京政府一片慌乱。尽管蒋介石龙颜大怒，但事后对发难者却无可奈何，李宗仁、白崇禧仍是实力雄厚的桂系领袖，两广地区仍然是鞭长莫及的独立王国。可轮到他自己，结果就不同了。他既无与蒋分庭抗礼之意，亦无取蒋而代之之心，不过是激于民族大义，举行“兵谏”，促使其改弦易辙，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求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大业。事后，为表赤诚，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赴都门请罪”，不料，竟招致如此下场，不能不使他怨天尤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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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前去看他，他对邵力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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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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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坦诚而近乎天真的英雄主义性格，恰好构成了他本身悲剧的全部之所在。少帅继承父业，少年得志，一生花团锦簇，平步青云，从未遇到过任何重大的挫折，因此可以说他涉世未深，阅历尚浅。加之他自幼受西方教育，对中国官场上的那种阴险、狡诈与反复无常体会不透。他刚愎自用且又少年气盛，以诚待人却往往过于单纯幼稚，加上他从其父老帅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一副江湖侠义心肠，这一切使得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因此，他的悲剧，是其全部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假如老帅张作霖性格中的另一面——江湖无赖的土匪习性传给少帅，哪怕是一点点，那么“西安事变”的结果绝不会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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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柱国见到了自己的上司——被囚禁的少帅。此时此地，少帅接见自己的下属，自然是感慨万千。何向他汇报了西安的局势、东北军的内讧和三位一体联盟的破裂，少帅听罢，黯然神伤。事已至此，少帅也赞同第一方案，即东北军调出陕甘。他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于学忠和东北军诸将领，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嘱咐何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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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代表离开奉化雪窦山时，和于凤至（中）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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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著者注），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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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请王卓然随何回西安，把其心愿转达给他的将士们。当时曾盛传东北军思念少帅，军心不稳。所以蒋介石为了安抚军心，允许他们选派六名将领飞抵奉化，与少帅见面。3月25日，六名将领抵达奉化，每个人都受到少帅的单独接见，但每次单独谈话都不得超过20分钟。后来，其中一人在回顾会晤少帅的情景时，把它描绘得不胜伤感、凄楚。六名将领都表示，他们希望少帅早日返回东北军。少帅则要求他们服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命令，他有朝一日将率领他们打败日本，收复家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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