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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开进西安。在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协助下，顾祝同开始进行最后的善后工作，解决未定问题，以便准备建立一个新的秩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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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阻止向南京妥协的“二•二”事件失败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最终也破裂了。三方之间的误会解释不清，难以消除，眼见大势已去，他们便各自寻找出路，互相抬高与南京谈判的和平条件。2月4日，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合发布一个有关“二•二”事件的四点声明，宣布他们接受南京方面提出的要求他们撤军的计划。[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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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中央军已和平进入西安，南京方面的军事调动和部署也按计划取得了顺利的进展。为此，东北军没有因兵变和曾经顽固地抗拒命令而遭到惩罚，它在兵力上也没有被削减。南京为东北军的前途制订了两种方案，根据第一种方案，所有的东北军调到江苏和安徽省，成立江苏绥靖公署，改组安徽省政府，以适当安排东北军的军政官员；根据第二种方案，东北军集结在陕甘边界，于学忠继续担任甘肃省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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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站立者）被关在蒋介石老家的大山里，东北军被调离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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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三位一体的同盟已不复存在，贫瘠荒凉的西北便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许多东北军将领一致拥护第一方案，反对把东北军集结于陕甘地区的第二方案。为此，东北军领导人派代表去奉化，请示处于蒋介石监视下的少帅张学良。[54]2月14日，何柱国率领一行人由西安抵达奉化，蒋介石立即召见了他。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则宣布，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军事法庭曾宣判，剥夺张学良五年公民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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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带到其老家奉化溪口，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闭门读书思过”。昔日声名显赫的少帅，如今成为无人理睬的阶下囚。他沮丧、悲哀、愤懑，且又感到有些迷惘。自民国创立以来，各地方军阀拥兵自重。蒋介石统一中国以后，起兵反蒋者，仍不乏其人。数年前震惊海内外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最后，还是他张学良出面，帮助蒋介石制服了冯、阎二人，使得战场上誓不两立的仇敌，握手言和。蒋介石仍做他们的委员长，冯玉样、阎锡山二人仍高官厚禄，声威丝毫不减。远的姑且不论，就在“西安事变”的同一年，两广军阀还在南方起事，通电反蒋，搅得南京政府一片慌乱。尽管蒋介石龙颜大怒，但事后对发难者却无可奈何，李宗仁、白崇禧仍是实力雄厚的桂系领袖，两广地区仍然是鞭长莫及的独立王国。可轮到他自己，结果就不同了。他既无与蒋分庭抗礼之意，亦无取蒋而代之之心，不过是激于民族大义，举行“兵谏”，促使其改弦易辙，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求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大业。事后，为表赤诚，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赴都门请罪”，不料，竟招致如此下场，不能不使他怨天尤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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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前去看他，他对邵力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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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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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坦诚而近乎天真的英雄主义性格，恰好构成了他本身悲剧的全部之所在。少帅继承父业，少年得志，一生花团锦簇，平步青云，从未遇到过任何重大的挫折，因此可以说他涉世未深，阅历尚浅。加之他自幼受西方教育，对中国官场上的那种阴险、狡诈与反复无常体会不透。他刚愎自用且又少年气盛，以诚待人却往往过于单纯幼稚，加上他从其父老帅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一副江湖侠义心肠，这一切使得他怎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呢？因此，他的悲剧，是其全部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假如老帅张作霖性格中的另一面——江湖无赖的土匪习性传给少帅，哪怕是一点点，那么“西安事变”的结果绝不会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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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柱国见到了自己的上司——被囚禁的少帅。此时此地，少帅接见自己的下属，自然是感慨万千。何向他汇报了西安的局势、东北军的内讧和三位一体联盟的破裂，少帅听罢，黯然神伤。事已至此，少帅也赞同第一方案，即东北军调出陕甘。他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于学忠和东北军诸将领，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嘱咐何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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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代表离开奉化雪窦山时，和于凤至（中）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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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著者注），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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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请王卓然随何回西安，把其心愿转达给他的将士们。当时曾盛传东北军思念少帅，军心不稳。所以蒋介石为了安抚军心，允许他们选派六名将领飞抵奉化，与少帅见面。3月25日，六名将领抵达奉化，每个人都受到少帅的单独接见，但每次单独谈话都不得超过20分钟。后来，其中一人在回顾会晤少帅的情景时，把它描绘得不胜伤感、凄楚。六名将领都表示，他们希望少帅早日返回东北军。少帅则要求他们服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命令，他有朝一日将率领他们打败日本，收复家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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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回西安的途中，他们在上海做了短暂的停留，拜会了宋子文，表达了他们对拘禁少帅一事的深深关切，请求宋子文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使张少帅早日获释。宋子文和蒋夫人一样，是促成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和担保人，但宋表示他已无能为力了。在聆听了蒋介石的训话以后，这一行人一无所获地返回西安。但是就东北军，尤其是高级将领而言，无论如何，“西安事变”的结果不能算坏。[59]1937年3月2日，东北军发布《移防致陕甘同胞别词》，开始撤离西北。[60]与此同时，于学忠正式就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安徽省政府也进行了改组，刘尚清——一位老东北军领袖，做了省长。何柱国就任西安行营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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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一家从欧洲归来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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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东北军全部调防进入河南、安徽和江苏。东北军主力处于军务整编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该委员会以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首，包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组成。[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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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的10余万军队经过这一换防和整编，分散在中原和华东地区，不久便失掉了他们东北军的传统个性，被同化了。这样，“西安事变”的结果不仅标志着一位声威显赫的军阀的倒台，而且也使一支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队消失了。至于西北军，南京政府是这样处置的：首先向杨虎城将军施加压力，迫使他辞去所兼各职，然后安排他出国考察。军阀离开了自己的军队，犹如鱼离开了水一样，这样就便于进一步惩处他了。[62]接着，对十七路军进行了整编，将它缩编为一个军，下辖两个师，由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兼军长。蒋介石处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总原则是，对两支部队的领袖，即张、杨二人采取孤立、报复的手段，以泄其恨；而对其部下则采取收买、拉拢的手段，加官晋禄，使之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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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陕北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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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后，南京不得不着手处理共产党的问题了。如上所述，蒋介石是在西安做出停止内战的保证之后，才得获释。作为一个国家领袖，蒋介石必须遵守他的诺言。如果他自食其言，将严重危害他的地位，他将失信于中国人民，失信于地方军阀实力派，失信于西安谈判中的调解人以及西安发动兵变的人们。况且，如果他不守信用，他所面临的敌人就不仅仅是红军，而且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单是红军，就已成为政府的心腹大患，如果三支军队联合起来，中央军焉能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