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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美国白雪溜冰团第二次来台公演。有一天，蒋经国派人去买票，在座位表上选了连号四张，又在这四个座号的前后左右买了“插花式”不相连的门票七八张。晚上，蒋经国同三位贵宾同来观看表演，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和蒋经国一起来的人是什么人。但泄露秘密的，竟是负责保密的安全人员。其中一个头目把场内负责人找去说，今天是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看表演，要求场地负责人要留意一些，第一不能随意告诉人，第二更不可让新闻记者知道，第三如果背闪光灯照相的记者走进这一区域，应立即知会安全人员。因此，在场的场务主任、票务主任才知道和蒋经国一起来的，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而且同时也因此知道今天所买四张连号票以外，又买了“插花式”不相连号门票的，是供安全人员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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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三天后，原来的安全人员又来买票，并和前一次一样。由于他们已和场地人员相熟，便坦率地说张学良还想再看一次，蒋经国只好再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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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当时的工作十分繁忙，在短短两三天内，能够抽空连续陪张学良两次去观赏白雪溜冰团表演，可看出蒋经国对张学良的感情之深。否则，蒋经国陪张学良已经看过一次溜冰表演，即使张学良想去再看，由其他人员陪同也符合常理，用不着亲自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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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学良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当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以后，张学良深知蒋经国日理万机，很难有空，就坚决请蒋经国以工作为重，而减少彼此间的往来。同时表示，蒋经国如不接受此项意见，他将考虑拒绝蒋经国过分频繁的邀请。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两人的来往减少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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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一同走过了36年，为了一同进教堂，在赵一荻的一再要求下，举行了结婚典礼，留下了这张迟来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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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学良和于凤至没有离婚，张学良一直没有和赵四小姐正式结婚。信奉基督教后，因教会不允许基督徒有两位妻子，张学良必须在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之间做选择。因此，到1964年，经过亲友的疏解，在美国的于凤至，也被赵四小姐的坚贞爱情所感动，应允离婚，结束了她和张学良的婚姻关系。同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和53岁的赵四小姐，经过30多年的相爱，过了20多年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在一次简单而庄重的仪式中，正式结为合法夫妇。婚礼是在台北市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举行，由陈维屏牧师证婚，蒋夫人宋美龄是少数观礼的贵宾之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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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初，周鲸文又去拜访他一次，这时，张学良正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并且正着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精神更集中于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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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71年周鲸文又来台北开会，因联络上的失败，竟久未获得反应。打电话时，那边的回答说张学良不愿意见他。[35]后来周鲸文按地址自己去叩张学良的门，这次却被警察人员所挡驾。据说张先生旅行去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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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蒋介石在1959年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尽管名义上张学良重获自由，实际上仍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且对张学良的消息一直严密封锁。由于自70年代以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渐渐引起在美国的历史学者注意和研究。因此，1979年中秋节，张学良出席蒋经国的赏月晚会才陆续被报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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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爱好书画，早在1931年，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曾专门拜访张大千，并且交上了朋友。1935年，张大千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送给他。1961年以后，已被解除了禁戒的张学良在台北遇见了从美国回台探亲的张大千，分别几十年，两位老朋友见面自有一番感慨。张大千返美前，张学良将他两人30多年前在北平暗中争购的一幅新罗山人的《红梅图》，送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由美国回台定居，住在台北外双溪摩耶精舍，两人相见的次数日益增多。后来，在张大千的提议下，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监视张学良的特务），每月在摩耶精舍聚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团团会”。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去世。张群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张学良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对老朋友的逝世，张学良十分悲痛。10月2日“团团会”恢复每月聚聚餐。餐后，走访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在张大千长眠之地前默祷数分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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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庐山图》开笔。左起：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张学良、徐雯波（张大千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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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幽居岁月中，张学良孤傲的性格被煎熬得逐渐平和，健壮的身体也日渐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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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台后的张学良，心向上帝，经常在士林教堂传教、证道。日常生活也颇为简单，平时和看管他的人同吃大锅饭，偶尔由赵一荻女士下厨房，做点小锅菜。有时，他高大的身影也会出现在天厨、国宾西餐部、红花餐厅内。近年来，因身体状况不佳，很少下山，连星期日去教堂做礼拜的事也不得不终止，改由周联华牧师到郊外复兴岗居处共同读《圣经》。打网球的习惯也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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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幽居中爱上了养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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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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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认为养兰是一种享受。为了养兰，他买了不少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家中共养200多盆兰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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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张学良身体日趋欠佳，经常奔波于复兴岗与荣总医院之间。他的心肺功能不好，前些年曾由荣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为他在胸前锁骨下，安装一个小型打火机式的人工心律调整器。心脏跳动过缓时，调整器会随时释放微量电流刺激心脏跳动，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除了患有轻微心脏病外，右眼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今日张学良，背脊微驼，两耳重听，点点老人斑浅浮面部，头发脱落。身体欠佳，步履艰难，垂垂老矣，固然为人生之痛苦，对张学良来说，更大的痛苦则是故人渐凋零，熟知者寥若晨星，历史恩怨至今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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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于午后故去。次日，张学良获准来到荣总怀远堂吊祭。这位曾经扭转过世界历史的风云人物步入灵堂时，极少有人知晓是何许人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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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立早报》曾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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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到来，并未惊动新闻界，……年轻记者不识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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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老了，步入灵堂后，脸上神情哀伤凝重，他在经国先生灵前深深鞠躬。就在这弯腰顿首间，多多少少纠缠的历史恩怨，从此云淡风轻，留存少帅心中默默蒸发。至于后人如何公道臧否这段近代史账目，则有待史学家费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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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长期幽居山野，与世隔绝，由翩翩少帅，熬成白发老翁。51年了，在囚禁中度过了他的“不惑”之年，“耳顺”之年，“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现已是88岁的老人了。这50多年中，“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多数作古，张学良备受瞩目，成为政界、史学界、新闻界人士眼中的神秘人物。多少政治同僚想为他翻案，却难以与他谋面；多少史学家欲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为其立传，终难遂愿；多少干练记者想探知历史陈迹中的是非恩怨和今日之现状，尽成泡影。半个世纪过去，神秘的人物依然神秘，历史的悬案依旧未解。张学良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对中华民族的命运究竟有何影响？这一千秋是非功过本该早有定论。然而，由于国共两党至今未能和解，个人恩怨亦长期纠缠不清，致使张学良的真面目始终半揭半露，功耶罪耶，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但是，昔日“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之一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深解其中奥秘。多年来，她对少帅张学良的遭遇感叹不已，常常私下表示：“我们对不起张学良。”一句“对不起”，道出了这一千古冤案的真情，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多少不便明言的由衷也尽在此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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